古劍近況


以上是我另一網文的截圖。

按:古劍已從珠海回到香港。最近有書友跟他通過電話,說是「話音清朗,聽來精神不錯」。不過,他畢竟已79歲,身體不大好,眼疾也嚴重。好友沙葉新去世,他流了老淚。

他的書我有不少,翻翻書架,早期的《有情人間》(香港山邊社1985年11月初版,可能是第一本書)、《書緣人間》(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9年3月初版)等仍在。記得有本收錄《文學世紀》編者的話的,可惜找不到,大概已丟掉。上網搜查他的書,在大陸還出過幾本:《聚散》(北京海豚出版社2014年8月)、《箋注》(河南文藝出版社2015年9月)和《信是有情》(浙江大學出版社2017年4月)。前兩者都是精裝,《箋注》的裝幀尤其不錯。《信是有情》的〈前言〉說:「這是我最後一本書了……我這一生該做的事和能做的事,做完了,餘下的唯清風明月。」語頗悲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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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的明星效應──讀周立民有感


巴金1984年10月中至11月訪問香港,接受中文大學授予榮譽博士學位。周立民說,巴金在香港引起了明星般的效應。但他視線所限,只引述了香港《文匯報》和《大公報》的新聞;而對香港情況稍有認識的,都知道這兩份報章銷量有限,沒有甚麼代表性。倘若他願意又有機會多參考其他報章,答案可能不一樣:巴金訪港,並不十分轟動。

那《文匯》、《大公》大吹香港讀者怎麼怎麼愛讀巴金,可是提來提去,都只是「激流三部曲」《家》、《春》、《秋》。這其實不算巴金第一流的作品。他寫得最好的,不是這三部,當然也不是《隨想錄》,而是司馬長風稱之為「人生三部曲」的《憩園》、《第四病室》和《寒夜》,其中又以《寒夜》最上乘。沒有讀過,甚至不知道有這三部,卻侈談愛讀巴金,不怕笑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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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膜──讀周立民有感


1978年12月中,巴金開始斷斷續續在香港《大公報》發表《隨想錄》,一時國內外迴響頗大,多是讚他敢講真話,巴金亦以此自詡。

《隨想錄》第一集1979年12月由三聯書店香港分店出版。書出版後,香港七位大學生在杜漸主編的《開卷》雜誌上,發表總題為〈我們對巴金《隨想錄》的意見〉一文,對巴金的文章多所批評。例如說「全書內容結構鬆散,缺乏張力,文句累贅,令人看得懨懨欲睡」。又如指短短一篇三千字的文章,「我」出現了67次;而全書三十篇短文,「四人幫」就出現了47次⋯⋯等等。這也是當年我看《隨想錄》的感覺,起初滿有興頭的追讀,漸漸就索然無味。

當然,大陸作家對此不以為然,認為我們讀不懂巴金。像黃裳就說:「《隨想錄》在香港《大公報》連載時,受到過香港一羣大學生的攻擊。所持的理由也差不多,讀不下去,篇篇都抓住『四人幫』不放⋯⋯當時香港尚未回歸,在大英帝國殖民地上長成的年輕人,長時期受着異樣的文化薰染,對祖國大陸的認識是隔膜的、疏離的。」

巴金也憤憤不平:「中國大陸給『四人幫』蹂躪了十年,千千萬萬的人遭受迫害,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三代人的身上都留着『四人幫』暴行的烙印⋯⋯難道住在香港和祖國人民沒有血肉相連的關係?試問多談『四人幫』觸犯了甚麼『技巧』?」

嗯,彼此分隔多年,政治、文化不同,隔膜總是有的,但未必沒有那血肉相連的感情,不然在那「困難時期」,香港人便不會千辛萬苦萬水千山帶糧帶衣服回去,好救濟同胞。而那所謂隔膜,因為資訊開放的程度不同,國內對於香港,恐怕尤甚於香港對國內。

香港讀者為甚麼對巴金的文章生厭,文采其次,主要是覺得他着力不夠,雖則他已是咬牙切齒、力竭聲嘶。然而巴金和所有大陸有識之士不會不知,甚麼「萬惡的四人幫」,說到底只是執行者,他們的所作所為都是遵從「最高指示」。「最高指示」才是問題的核心,才是始作俑者,才是幕後黑手。如果對幕前的恨之入骨,對幕後的卻輕輕放過,甚至心存敬畏,不是太邏輯混亂、人格分裂嗎?既然如此,還花那麼大的氣力去批判作甚,真係慳番啖氣好過,根本唔到肉嘛。

另有大學生評論說:「如果想在《隨想錄》中看到激烈的批判或揭露文字的讀者,一定感到失望。……這本書是在香港出版的,書中文字的激烈程度,很可能已超越國內所能容忍的範圍,所以很難說巴金是大膽還是過分含蓄。」正是這樣。香港讀者不是不知道巴金欲語還休的苦衷,只是認為他「過分含蓄」,批判不夠激烈,輕輕放過「五人幫」也。

周立民卻對此言論大為不滿,揶揄說:「他大概希望這是個爆料或揭示出甚麼內幕的作品,政治故事或娛樂新聞大概讀多了,會有這樣的反應。」

周立民是誤讀了,大學生說的是「激烈的批判」,跟娛樂新聞何干?至於「揭露」,當指揭露自己內心的陰暗面,所幹過的諸般惡行,也跟娛樂新聞無關。

其實,香港人也不是盡愛看娛樂新聞的,我就不愛看,大學生中不愛看的,當也為數不少。除此之外,香港的許多年輕人、大學生還有崇高的理想,對自由、民主有熱烈的追求,還敢向暴政擲磚頭,不惜身陷囹圄──這些,這些,巴金黃裳周立民們想來更難理解,更有隔膜了。

臉書回應

Bun Lam:巴金的真話,可說的才說,不可說的還是不敢說。沒有勇氣是說不出真話的。

蘇賡哲:馬兄説得好。六四後李子誦請我為「當代」寫「假如我是」專欄,也是交代什麼人都可以諷刺,就是別假如我是鄧小平。

曉莊:文字確實也太差,這個可以直說吧。

馬吉:周立民也不同意。

Ping Hing Kam:劉嘵波説:「巴金的最大缺陷是文學語言没有什麼獨創性,甚至寫過一些很爛的作品……巴金是一面下垂的白旗。」

Ping Hing Kam:也只有舒乙説:「《随想録》是個紀念碑。」

馬吉:但巴金的《寒夜》寫得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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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小札──鍾曉陽、蔡炎培

鍾曉陽寫專欄

 


鍾曉陽最近接受訪問,說她1997年出版了詩集《槁木死灰集》,不久因陪伴患病的妹妹而停筆;妹妹去世後,她就再沒有寫作的欲望。直至2007年,機緣巧合,《明報》副刊《世紀版》編輯馬家輝向她邀稿,馬花了很多氣力說服了她,她才有重新寫作的念頭。

她在《明報》寫的稿我恰好有剪存,那專欄叫《租界·細胞手記》,第一篇刊於2007年9月3日,同日在《世紀版》還有鍾玲玲對她的訪問。可惜這專欄只寫了12篇,到9月15日之後就無以為繼。

鍾曉陽遺珠


鍾曉陽八十年代不時投稿到港台各大報刊(香港報刊如《大拇指》周刊、《香港時報》、《當代文藝》、《時代青年》都見過她的作品),好些未及收錄進單行本。像這篇《殷紅的房間》刊於1982年9月出版的《當代文藝》復刊特大號,當屬遺珠。她在復刊的《當文》該還登過幾篇東西。有一篇之前曾用筆名鍾殘醉投來,我看了覺得不錯,在稿端寫了「可用」推薦給主編徐速。徐先生卻覺得內容老套,黜落了。徐先生去世後,黃南翔找到這篇,用鍾曉陽名字發表於復刊後的《當文》,並加了按語,說徐先生曾批了「可用」,不知何故沒有刊出。這篇記得是寫一個大賊故事,《遺恨傳奇》也是寫大賊故事的,不知兩者可有關連?《殷紅的房間》說的不是大賊故事,大賊故事那篇當刊於以後的《當文》,可惜仍未找到(我請書友翻過1982年10至12月、1983年2月至8月的,都不見有,莫非刊於1983年1月?),不然對照一下,會很有趣。

〈曉鏡〉與〈雪後的驛道〉


蔡炎培寫過〈曉鏡──寄李商隱〉一詩,以筆名林筑發表於《當代文藝》1967年8月號,引發連番筆戰。《當代文藝》1979年4月停刊,其主編徐速1981年8月去世。1982年9月,《當代文藝》復刊,編輯是「當代文藝編委會」,主事者乃黃南翔。這期刊有蔡炎培的〈雪後的驛道〉,正是〈曉鏡〉。這詩不知後來有沒有收錄在集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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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羊璧與「伴侶叢書」


吳其敏與吳羊璧父子雙璧,都是香港著名作家。老吳一九O九年出生,三十年代舉家自大陸來到香港。他當過報刊編輯、電影編劇,著作不少,多是文史小品,內容紮實,饒有趣味。小吳也不遑多讓,香港科華圖書公司有如是介紹:

原名吳筠生,又名吳宜,另有筆名雙翼、章玉、魯嘉、林泥、意妮、唐斐等。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五日生於廣東省澄海縣,在汕頭市長大。一九四八年七月來港開始投稿報刊。一九四九年進香港《文匯報》,一九九O年起出任《壹週刊》文稿編輯,一九九五年七月退休。著作有:《龍鳳劍》、《黃河異俠傳》、《今古奇觀雜談》和《現代書法秘笈》之《書體與書史》、《書家與書藝》和《下筆如有神》等十多種。

關於筆名,香港天地圖書公司有這樣的補充:

用的筆名頗多。散文多用雙翼、林泥、章玉等,小說多用雙翼、史賓、意妮、魯嘉(幽默小說)、唐斐(武俠小說)。原名吳筠生,羊璧是最早用的筆名,朋友們都這樣叫,於是做身份證時就用吳羊璧這個姓名了。

此外,他亦曾與李怡、吳山、王鷹(後二人是夫婦)於一九六三年一月創辦《伴侶》文學月刊。這雜誌單計香港的銷量,就曾超過萬冊,在當時是非常了不起的。吳羊璧一九六七年左右因事忙不再負責編務,但雜誌仍繼續出版。吳說它出版了一百五十期以上,在六十年代末停刊,然而香港中文大學藏有它的第二一二期,出版於一九七一年十月十六日。

伴侶雜誌社還出版「伴侶叢書」,較出名的有舒樺(李怡)的《當他再來的時候》(中篇小說,一九六五年)和《生活的陰影》(短篇小說集,一九六七年)、舒巷城的《我的抒情詩》(舒的第一本詩集,一九六五年)和《倫敦的八月》(一九六六年)等。《倫敦的八月》二O一五年六月曾在新亞拍賣,屬暗票,我也有出價,卻拍不到。事後問結標價,竟達港幣三千多,令人咋舌。

二O一七年十二月,我偶爾在孔網看見一本曼青的《愛神早在你身邊》,也屬「伴侶叢書」(中篇小說,一九六六年六月初版,王鷹插圖)。這是簽贈本,扉頁寫着「作者贈」,並蓋了朱印,印文赫然是「吳羊璧」。噢,原來吳羊璧還有這個筆名,倒未之聞也。

售此書的店子,地點在東莞,有回返東莞探親,特意發郵問其地址,打算過去看看。誰知店主說,他們早結束了門市,只在網上賣書。不過,店主本人已遷居香港,可在香港交收。我大喜,眼看書店還別的好書,如齊桓於五十年代的小說《禁臠》(屬「小說報叢書」,虹霓出版社出版)等,我挑了幾本,連同曼青的一起訂購回來。

過了不久,我在臉書又買到另一「伴侶叢書」:范劍(海辛)的《難忘的旅程》(中篇小說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初版,王鷹插圖),也是作者簽贈本。

二O一八年四月,又有一本「伴侶叢書」在新亞拍賣,那是呂殷的《三顆心》。呂殷即吳羊璧,這筆名也較少人知。該書亦為暗標,我志在必得,出了個高價,終於得手。到新亞取書時,猛地橫裏殺出一人,大叫「馬吉兄」。談起來,才知道他是臉書書友,也是吳羊璧粉絲。他今回也有出價投《三顆心》,可惜敗了給我。稍為遺憾的是,呂殷這本書,拍賣目錄說是出版於一九六五年,我以為是初版,拿上手才知道是一九六五年六月再版。

我的三本「伴侶叢書」,在版權頁都有個編號──《難忘的旅程》是A013,《愛神早在你身邊》是A017,《三顆心》是A001──想來是叢書的編號。那麼《三顆心》便是叢書的第一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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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柳風書目


香港作家卓琳清活躍於五六十年代,筆名有容穎、東方珠、聞一知、周天徹等;另有個較為人知的筆名楊柳風,專門寫小說。他原籍珠海三鄉,香港出生,一九四七年開始替報刊寫稿,以維持生計,有《青年知識》、《文學通訊》、《華商報》、《正報》、《華僑日報》、《香港商報》、《成報》、《新晚報》、《大公報》、《文匯報》等。他書畫篆刻都自成一家,其篆刻人稱「卓家刀」。他早年因患麻痺症而成了羅鍋,老朋友背後叫他做「駝背佬」。黃蒙田就說過:「駝背佬的印真不錯。」他舊體詩詞也來得,與文化朋友如高旅、梁羽生等,時有唱和。他沒有兒女,與妻子張靜薇相依為命。妻子一九九八年去世,他第二年也追隨去了。他朋友本想替他辦個遺作畫展,可惜他的畫已成了遺產,動不得,最後不了了之。羅孚說:「琳清夫婦先後去世,他並無後人,更使人悽愴,人生一世如此收場,可哀也。」

他的書今已頗難找,茲編了個簡目,如下:

楊柳風

1. 《不幸的幸運》,楊柳風等,香港聯發書店一九五三年發行,屬「靑年文藝叢書」。
2. 《荒謬的愛情》,楊柳風著,香港晨鳴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初版。
3. 《未完成的婚禮》,楊柳風著,香港海濱圖書公司一九六三年。
4. 《黑色的年華》,楊柳風著,長篇小說,香港中流出版社一九七五年六月初版,二五四頁,定價港幣$5.6。
5. 《真兇是誰》,楊柳風著,香港中流出版社一九七七年九月初版。
6. 《催命符》,楊柳風著,香港中流出版社一九七七年初版。
7. 《覆瓿小集》,楊柳風著,香港天地圖書一九九七年。

容穎

8. 《自學成功的文學家》,馮瑜寧、容穎編著,香港自學出版社一九五六年。
9. 《窗前集》,容穎、琳子合編,香港宏業書局一九六二年初版。
10. 《青春頌歌》,容穎、意妮等著,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出版,出版日期不詳。
11. 《社交要訣》,容穎著,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一九六五年三月,一二七頁,定價港幣二元。
12. 《寫作入門》,容穎著,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一九六五年三月,一二O頁,定價港幣$1.8。
13. 《再會吧──夢》,容穎著,香港宏業書局一九六九年再版。
14. 《兩顆心》,容穎著,香港宏業書局一九七六年四版。

東方珠

15. 《愛情還要來》,東方珠著,香港中流出版社一九七五年。
16. 《秋去冬來》,東方珠著,香港上海書局一九七六年。

聞一知

17. 《奇奇趣報》,聞一知著,香港中流出版社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初版,一八二頁,定價港幣六元。
18. 《科學珍話》,聞一知著,香港中流出版社一九七七年。

周天徹

19. 《世界風物》,周天徹著,香港中流出版社一九七六年九月初版。
20. 《中國風物》,周天徹著,香港中流出版社一九七七年九月初版。
21. 《中國山川風物誌》,周天徹編寫,香港上海書局一九七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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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務版《徐志摩全集》出版始末


徐志摩一九三一年因乘坐的飛機失事,不幸罹難。他的學生趙家璧時任上海良友圖書公司的文學編輯,想替他編一套全集。趙跟他的遺孀陸小曼商量,陸大力贊成,還發信給各地好友,徵集他的書信,好編進全集。經過多番努力,到一九三六年,全集的文稿總算初步編成。

誰知那年十月,胡適到了上海,覺得那全集與其交由良友辦,不如交商務辦。那時陸小曼候經濟頗為拮据,商務並願意給她預支一筆版稅,以解燃眉之急。陸不得已,請求趙家璧將全集文稿交給商務。趙不服氣,去找胡適評理。胡笑瞇瞇安慰趙,說全集不在良友出版,不是壞事。胡答應讓良友給自己出一本書,算是補償。一九三六年,良友就替胡出版了《南遊雜憶》。當年胡的書都是由新月出的,這是唯一例外。

全集文稿移交商務不久,上海發生「八一三」事變,抗戰爆發,良友宣告破產。商務先是遷去香港,後去重慶。全集文稿也就留了在香港,中共統一全國後,才調回上海。上海商務將文稿整理、編校,打成了紙型,準備用《志摩遺集》名義出版,但其時中共的出版政策有變,《遺集》胎死腹中。該書的八冊清樣和十包紙型,最後退回給陸小曼。

陸一九六五年病逝上海,遺囑把清樣和紙型交徐志摩表妹夫陳從周保管。陳在一九六六年春,感到山雨欲來,將清樣捐贈給北京圖書館,紙型則轉交徐志摩的堂弟媳馮婉珍。他原計劃到北京與俞平伯、何其芳商量,再把紙型交給文學研究所。可是第二年文革一來,徐家遭受衝擊,紙型都被抄去。

文革過後,徐家四出追尋那紙型的下落,最後十包只找回了九包。北京商務聞訊,派人到徐家鑒定,發覺紙型保存良好,可以付梓,徵得徐家同意,便取回紙型。

一九八二年恰值商務建館八十五周年,香港分館從檔案中知道有一套《志摩全集》已打好紙型,後來又不見了,打聽之下,得知北京商務已經找回。經蹉商後,由上海聯絡處領回紙型,直接轉交香港。香港分館同時借出藏於北京圖書館的清樣,跟紙型校對、補充,編訂成五卷本,分別是卷一《詩集》、卷二《小說集》、卷三《散文集(甲、乙編)》、卷四《散文集(丙、丁編)》、卷五《戲劇集和書信集》,終於在一九八三年十月,更名為《徐志摩全集》出版。書前有沈從文、陳從周和趙家璧的序。趙家璧在序中除了回憶舊事,也不禁感嘆,幸好良友將書稿交給了商務,否則恐怕從此湮沒。當年上海商務為文稿打紙型時,有好些敏感人物的名字留了方框,今回趙幫忙把人名恢復了,但還有好些無法記起,只好一仍其舊。

《全集》出版之後,商務續邀得陸耀東、胡從經作主編,陳從周、趙家璧、徐承烈作審校,於一九九三年七月又出版了四卷本的《徐志摩全集補編》,即卷一《詩集》、卷二《小說‧戲劇集》、卷三《散文集》和卷四《日記‧書信集》,據聞本打算將《府中日記》及《留美日記》收入補編中,不知何故,未能如願。不過,歷經逾半世紀,徐志摩全集於此總算粗具規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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