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徐速與萬人傑的筆戰


馬吉:寒山碧在〈從慕容羽軍記憶的剪輯錯誤說到「密碼詩」筆戰始末〉(刊《文學評論》二零一四年八月第三十三期)一文中提及:「一九七零年香港出版了兩種不同版本的《春暖花開的時候》,徐速高原出版社只依姚雪垠原著重印,萬人傑的俊人書店卻在原著中插入《星星‧月亮‧太陽》涉及抄襲、剽竊的比對文字,所以全書也比較厚,有六百餘頁。」又說:「一九零年一月十五日,《萬人》重印《春暖花開的時候》推出市面。」

高原出版社的《春暖花開的時候》其實初版於一九六九年十月,厚五四二頁,定價港幣五元。俊人出版社的未嘗得見,只見過香港高峯出版社的版本,一出版於一九六九年十二月,沒有說明版次,售價港幣六元;另一出版於一九七零年九月,售七元。後者正文四六一頁,書前有〈前言〉和〈姚雪垠的生平〉,另佔七頁;書末附錄〈萬人雜誌當代文藝筆戰實錄〉,佔一五六頁。全書共六二四頁。寒山碧所說的「插入《星星‧月亮‧太陽》涉及抄襲、剽竊的比對文字」,大概是指齊又簡八萬字的〈比較談〉,未見於高峯版。它附錄的〈筆戰實錄〉只是關於「密碼詩」的。

高峯出版社另有一本《星星‧月亮‧太陽是抄襲的嗎?》,編著者齊又簡,初版於一九七零年七月,厚四七八頁,除了收錄「密碼詩」的論戰,倒也有抄襲案的,包括了〈比較談〉。

盧文敏:當時我為萬人傑(俊人)主編的星晚寫稿,同徐速兄也是文友,這埸涉及抄襲風波的筆戰,萬兄知慕容羽軍師傅有《春暖花開的時候》一書,曾問我向師傅借閱,慕容兄不想捲入漩渦拒絕,萬兄似乎有點不高興。平心而論,《星》書頂多只能說是模仿或跟風,絕非抄襲,那埸筆戰長達半年,氣死了徐速,《萬人雜誌》的猛將張戇萍兄也心臟病發歸天,最初捲起罵戰的逸文(不知會否記錯名字,女作家丈夫),也暴斃於戲院,萬兄不久也告別人間,人生如戲,也如一埸大筆戰,是非勝負最後一埸空。那埸筆戰風波起於蔡炎培兄發表於《當代》描繪「魚玄機心跡」的密碼詩,我反而頗欣賞這首詩,至於筆戰風波寒山碧兄因親歷其境,已有交代,只是覺得文人相輕,互相不留情面的攻揭醜詆,此風不可長。

馬吉:寒文引用慕容羽軍的話,說徐速的小說當初是花五百元買來的。這個說法當時已有,未必出自慕容。寒山碧借此攻擊徐速,實不敢恭維。

馬吉:姚雪垠也說徐速並非抄襲,可參看拙文:〈徐速的《星星‧月亮‧太陽》〉

馬吉:該是宋逸民,原名孫家騏,另有筆名齊又簡,妻子是小說家王潔心。

盧文敏:寒山碧說徐速與萬人傑筆戰,對二者出版社有利是不錯,其實那埸筆戰主要涉及政治立埸及派系之爭。由於徐速出版社傳受美元機構津貼(包銷二千本寄送美國文教機構),早期作品也跟美援之自由出版社,亞洲出版社有關,當時右傾親台及左派林真(李國柱)最憎厭親美之第三勢力,加上國民黨叛將宋逸民,為報復徐速及老蔣小蔣,便構成左右開弓之聯合戰線,陷徐公於不義,捲起大筆戰風波。此外打筆戰較易出名,林真64年也曾和我在《天天日報‧天天論壇》打了一場大筆戰,只因我力捧胡適及介紹台灣文化學術及民主風尚,遂成左派林真(當時他用李昕筆名,我用盧澤漢),後來由於主編黃盈章叫停,杯茶釋兵權,一笑泯恩仇,後來更結成好友,合編《新報》副刊。他13年仙逝,我還為他寫悼文〈相學奇才筆戰鬼才〉,刊登於黃仲鳴兄主編的《百家》雜誌,以上淺見,歡迎補充及雅正。

馬吉:謝謝補充。

(另見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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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紫及其他

第一本書



何紫的第一本書《四十兒童小說集》許多研究者都說是山邊社在一九七五年出版,其實是由海外出版社出版、兒童圖書發行。山邊公司是在一九八O年才重印此書,封面與內容跟海外版完全相同。十一月初灣仔三聯辦了個「山邊出版社35週年──細味何紫情懷手稿展覽」,我在那兒見到有海外版,山邊公司的只有較後期的版本,可能是想多幾個不同封面給大家看吧。

山邊


馬吉:據知何紫是一九七五年創辦兒童圖書公司,一九八一年創辦山邊社。那天去「何紫情懷展」,看見他的一篇自述,說七十年代初與友人在北角新邨一間面海的店子經營圖書公司,一九七五年遷到半山般含道,由海邊遷到山邊。但他並非因此將新公司命名為「山邊」,而是想到陽光,陽光英文是「Sunbean」,譯音就是山邊了。起初是辦門市,即山邊公司,後來才辦出版社,即山邊社。

山邊公司對面,是列提頓道,聖士提及女校座落於此,乃蕭紅埋骨之地。女校旁邊有個城西公園,那時我在附近上中學,家居正在山腳下,每逢考試時節,我便於零晨四、五點摸到城西公園,趁着路燈溫習,一時蟲鳴、草香襲來,份覺清幽、醒神。我也不時會到山邊公司看看,有個笑嘻嘻的胖叔叔,我知道他是何紫,那時膽小,沒有跟他攀談,更不敢拿書給他簽名,誠為可惜。

張偉男:七十年代尾,我租住羅便臣道一套房(全層六套房,可能是香港最早期的劏房),沿柏道(或經列堤頓道)走下去就是般含道的山邊社,有書亦有文具出售,很記得還有適合幼兒玩的小玩意出售,我女兒那時兩歲不到,故曾光顧。說不定我們那年代曾在附近擦身而過。

Virginia Leung:真巧,我們住在羅便臣道尾至66年!然後搬往般含道。這社區我們很熟悉的。

張偉男:1978至1981住羅便臣道尾。

Virginia Leung:幾號 ?

張偉男:忘記號數,是差一間就到盡頭。1981年搬沙田第一城,1989年又搬回般含道。這區也是地膽!少煑食,常幫襯堅記及莎蓮娜。

Virginia Leung:那是100號,我們是102號。100號與98號左右相連,但都是一梯兩伙的西式洋房,我們的樓宇是最早拆的,所以66年搬走了,70年也去了美國念書。這裏都住着我們熟悉的隣居,整條街道的孩子都是我們的玩伴。在這渡過一個很快活的童年。

Virginia Leung:張偉男 我們也幫襯堅記及莎蓮娜。

張偉男:住羅便臣道的時候是日寫(加上譯)萬字的日子。

馬吉:嘩,原來咁多街坊,我是在醫院道的贊育醫院出世。那時母親帶我經過,就說我是在醫院門口的榕樹底下拾回來的,然後小學是上巴丙頓道3號的培英。

張偉男:我女兒也是在贊育出世。

Virginia Leung:我家裏七個小孩中,有四個在拿打素醫院出生,弟弟卻是在贊育醫院出生。因為就讀女英華小一至中六,所以常在這些地方出入!

張偉男:那時余東旋的古堡尚在。

Virginia Leung:對,天天返回學校都經過。

Virginia Leung:哥哥也在培英中學讀了2/3 年。培英當時有寄宿的,住了一班華僑寄宿生,所以排球,籃球隊都很捧。

Virginia Leung:原來都是街坊!莎蓮娜是哥哥姐姐與港大學同學們吹水的地方,把我們一併帶去,直到我們也可自己去!那羅宋湯也算是童年的另一口味記憶。

張偉男:莎蓮娜羅宋湯最正。晚餐常爆棚。風水佬話因為舖頭門囗有一坑渠,對正聖士堤反斜路衝落嚟啲水,有幾多接幾多。

Virginia Leung:莎蓮娜最早在戴麟址中心(前聨合書院)西尾台則,後搬往上址。早前結業前姐姐加國回來與一班舊同學一齊在莎蓮娜開送別㑹,送掉大學生活回憶可貴的一首。

馬吉:我弟妹小學、中學都在培英,我中學就轉到樓梯街的威記,哥哥張國榮是學長,大家叫他Bobby,小息時他就捧着結他唱歌,吸引了不少女同學圍觀。

張偉男:我1977年在麗的英文台時,張國榮剛出道,得麗的亞洲歌唱比賽亞軍,當時仍很稚嫩。時間過得真快!

Virginia Leung:說起來真好笑,因為要儲蓄往美國念書的學費,68-69年在威記教了一年書!我的學生都比我高大,但很用功,尤其A、B班。

張偉男:我是1989年搬回般含道之後才常幫襯莎蓮娜,店已在般含道。

Virginia Leung:其實來來回回都是隔幾個鋪位而矣!

張偉男:威記和新法當年都實行金字塔方式,由Form 1至Form 5越來越少班,只留精英升班。A、B班一定肯讀書。我當年一位同班會考得9A1B,B係美術。Form 6轉了去九華。

Virginia Leung:我整個80年代至93年都不在香港,你們說的剛好fill the gap。很有趣。

馬吉:我都在新記讀過預科,剛好雷鼎鳴自美國回來,在新記掛單教Econ,教了很多非課本的東西,例如凱恩斯、馬克思,打開了眼界。

張偉男:哪間分校?我的年代是馬時亨當學生會會長。

馬吉:加路連山道,校長不知是誰。

張偉男:我讀過太子道和大坑道。校長王澤森,所有分校同一校長。

馬吉:好像莫乃光也在新法待過?

張偉男:不清楚,他比我年輕太多。後我一兩年的有鄧竟成,早我一點的有施永青。當然還有鄧光榮和黃國兆都是校友。

張偉男:想起,吳昊好像在威記讀過。

Virginia Leung:嘩 !新法人才濟濟!

張偉男:還有流行樂壇的馮添枝、Joe Junior和周華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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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報叢書


當年投稿《華僑日報》的《兒童周刊》,刊出後會獲贈兒童報社的書代替稿費。潔瑩(劉惠瓊)的名著《一個好學生日記》我是獲贈過的,卻找不到,可能已丟了。現今只餘兩本:向天海的《父慈子孝》(兒童報社有限公司一九六八年四月,售價港幣二元)和何樂的《我的自傳》(兒童報社有限公司出版,沒有出版日期,照售價港幣二元四角看,當也出版於六十年代末)。向天海今天知道是司徒華,何樂不知是進,不會是何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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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小說叢」


《西點》雜誌內的廣告


環球是出版言情小說的老大哥,首先是「環球小說叢」,然後是「環球文庫」,接着是「環球文藝」。「環球小說叢」十六開,每冊十九頁,約四萬字,售價港幣三角。香港人稱三角為三毫,故稱三毫子小說。許定銘曾有研究,說「環球小說叢」第一七九號是呂嘉謨的《不了情》,出版於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十九日,當中有廣告說由在一九六一年起,每十日推出一種三十二開的「環球文庫」,每冊四角。其實早在十二月一日出版的第二七八期《西點》雜誌內,已有廣告說會在一九六一年推出「環球文庫」。於是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廿九日出版的《兄妹奇緣》(羅蘭著),便是「環球小說叢」,也是環球三毫子小說的最後一期。這「環球小說叢」第一期,是鄭慧的《歷劫奇花》,惜不知出版於何時。(《兄妹奇緣》和《西點》雜誌的廣告書影借自書友,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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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速的《星星‧月亮‧太陽》




 《星星‧月亮‧太陽》是徐速的成名作,原刊一九五二年的《自由陣線》週刊,起初祗是一篇四千字的散文,豈料下筆不能自休,加上刊出後大獲好評,於是演變成一部長篇小說。小說初稿祗有十幾萬字,連載完之後徐速又增加了二十多萬字,由香港高原出版社分冊出版,上集出版於一九五三年、中下集一九五四年,後又推出合訂本,至一九六一年已出了十一版,連紙型也印壞了,於是大幅修訂重排,在一九六二年出了個「新一版」,仍長銷不衰,到一九八一年已總共賣了三十多萬冊。小說也曾多次改編成廣播劇、電影、話劇、電視劇等。最早的廣播劇一九五五年在香港電臺播出,電影由電懋影業公司攝製,一九六一年公映,製片人宋淇,導演易文,編劇秦亦孚。
  一九六九年十月,新加坡南洋大學辦了個「讀書習慣調查」,選出二十位「最喜歡的作家」,首位是魯迅,第二名巴金,第三名冰心,第四名老舍,第五名朱自清,第六名徐速,第七名金庸,第十二名瓊瑤,高爾基和曹雪芹分別是第十第十一,十二名以後是屠格涅夫、托爾斯泰、羅貫中等。此事傳到香港,十月二十日《新晚報》刊出深苔的〈啼笑皆非的「社會調查」〉,對徐速嘲諷一番,並指徐的《星星‧月亮‧太陽》是抄襲姚雪垠的《春暖花開的時候》,「但是抄得比原來的差多了」。徐速隨即寫了〈第六,愧不敢當〉申辯,否認抄襲,但未能平息各方疑惑。恰好《萬人雜誌》與《當代文藝》就密碼詩的爭論已開到荼靡(見前文〈徐速與密碼詩〉),《萬人雜誌》乘機借這個疑案再掀波瀾,於一九七零年一月廿九日出版的第一一八期刊出林真的〈「是」與「非」之間──評徐速的「第六,愧不敢當」〉,咬着抄襲問題不放。
  這時雙方都打算重印《春暖花開的時候》,徐速是希望藉此表示清白,另一邊廂則想證明是抄襲。高原出版社的率先於一九六九年十月推出,書前有兩頁徐速寫的〈出版小記〉。《萬人雜誌》的據說由俊人出版社在一九七零年一月出版,不過我未嘗得見,祗見過高峯出版社一九六九年十二月的版本,除了正文,還附有一百五十多頁的「《萬人雜誌》《當代文藝》筆戰實錄」。這高峯出版社除了《春》書,一九七零年七月還出過本《星星‧月亮‧太陽 是抄襲的嗎?》,立場都是反對徐速的,或跟《萬人雜誌》有關。
  其時《萬人雜誌》的老闆萬人傑在《星島晚報》任職,慕容羽軍憶述,徐速企圖「背後發功」,托《星島日報》的主筆徐東濱斡旋,最終讓徐速的〈《星星‧月亮‧太陽》寫作經過〉刊於《星島晚報》,大大落了萬人傑的面子。這刊登日期一般說是一九七零年三月,徐速將此文收進文集《啣杯集》(高原出版社一九七四年四月),篇末署的日期亦是七零年三月。我未有查到當時的《星島晚報》,但依照所見到的資料推斷,那刊登日期當在七零年一月而非三月,那「三月」懷疑是指徐速將文章修訂並重刊於《當代文藝》三月號的時間。
  此舉反激怒了萬人傑,在《萬人雜誌》加強攻擊。自二月五日出版的一一九期始,更連載齊又簡八萬字長文〈比較談〉,將《星》與《春》詳加比較。另外重炮手林真,也由第一二五至一三一期(三月至四月),接連聲討徐速。
  這回筆戰,《當代文藝》沒怎麼接招,有說徐速另有佈署,籌辦《太陽神》雜誌,專門應付《萬人雜誌》,還找了胡振海、余玉書主理。我一九七八年在高原出版社工作時,倒未見過,也未聽聞有這雜誌,不知到底出版了沒有?祗知道徐先生因與《萬人雜誌》交鋒,致令血壓上升,要搬到郊區大埔休養。
  一九六九年六月至一九七零年三、四月間,《當代文藝》與《萬人雜誌》連場筆戰,第一場主要對手是宋逸民,第二場是齊又簡和林真。據寒山碧說:「宋逸民絕非泛泛之輩,原來他是國民政府軍事情報局的少將站長,五十年代叛逃來港,本名叫孫家祺(我可能記錯)。他來港後出版過一本揭露小蔣惡行小冊子《我所認識的蔣經國》(書名我也可能記錯)。我因《萬人雜誌》的關係,得以與他交往,他的夫人是小說家王潔心,我編《耕耘文藝》時還約她寫過稿。」我查對了一下,得悉孫家祺該是孫家騏,香港自力出版社一九六一年替他出過兩本書,一是《我為甚麼脫離臺灣國民黨》,一是《蔣經國竊國內幕》。
  那篇〈寫作經過〉徐速一九七八年曾作修訂,有這樣的補充:「……而且有位齊又簡先生還寫了幾萬字的〈比較談〉。有人願意花工夫『比較』也就讓他們盡個興吧!我在旁祗是靜靜等着看。當然,我知道事情並不如是簡單,直到過了一年,我纔弄清楚這位齊又簡就是曾被『高原』解職的孫家騏先生,一些在工作中的小恩怨,不談也罷。」
  原來宋逸民也好,齊又簡也罷,都是孫家騏。至於林真,當初「揭發」抄襲的深苔其實是他,不知是否也跟徐速有甚麼恩怨。他原名李國柱,是六十年代的文藝青年,後來成為著名的玄學家。
  過了兩年徐速去世,他的「入室弟子」黃南翔說,那跟他筆戰之後影響了身體健康不無關係。而宋逸民的結局,寒山碧說:「我記得很清楚,其夫人說,他們一同看電影,不小心眼鏡掉落地,宋逸民低頭去拾眼鏡,不料頭一低就腦沖血昏倒,送院後救治不及逝世。」真可謂兩敗俱傷矣。
  究竟《星》有否抄襲《春》?姚雪垠一九八五年應邀到新加坡參加「金獅文學獎」頒獎會,有記者問他對徐速抄襲的看法。他明確回答:「我認為,很顯然,用太陽、月亮、星星比喻三種女性性格,這一『發明權』是屬於我的。但是從徐速作品的整個內容看,並非抄襲。因為徐速祗是借用我所創造的比喻,至少是受到我的啓發,換上了他自己的故事情節。倘若徐速先生地下有靈,應該承認我的評判公允吧。」
  慕容羽軍說,徐速因抄襲事件被質疑其創作能力,頗受困擾。慕容正替《中外畫報》編選短篇小說,特地向徐速約稿,徐傾力寫成萬餘字的《櫻子姑娘》,交《中外畫報》發表。這畫報有中英文、法文、拉丁文三種版本,徐拿不同的版本分寄給批評他的人,「創作能力」的話題纔慢慢平息下來。《櫻子姑娘》其後發展成長篇小說,慕容認為是徐最出色的作品。
  然而這在時序上有點問題。《櫻》書一九六零年三月已由高原出版社初版,那時《當代文藝》與《萬人雜誌》都未創刊。《中外畫報》一九五零年代末由臺灣名人蘇錫文來香港創辦,慕容大約在那時候向徐速約稿,但跟甚麼抄襲沾不上邊,恐怕是記混了。
  《星》和《櫻》寫的都是徐速擅長的抗戰題材,後者確比前者高明得多。我手頭有本一九七三年版的《櫻》,是個修正本,黃色封面色的。聽徐先生徐太太說,那封面本來想印粉紅色,可惜印刷廠搞錯了,好不容易等紙型壞了,纔換成粉紅色。那天是我在高原的最後一天也是我的生日,我壯着膽拿這本書請徐先生簽名送給我,他爽快答應了。這是我第一本獲作家簽贈的書,亦是我最佳的生日禮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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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定銘的詩

許定銘一九四七年出生,廣東電白人,成長於香港。他一九六二年開始寫作,筆名有陶俊、苗痕、午言、向河等。那時候文社興起,他先跟校內同學創辦了芷蘭文藝社,一九六四年八月與其他文社,如激流社、文秀文社、海棠文社,組織聯合陣營,名為藍馬現代文學社。「藍馬」是英文社名Rhymer的音譯,創社成員七人,除許定銘外,另有許的好友也是芷蘭社成員黃韶生(白勺),激流社的易其焯(易牧)、勞志偉(蘆葦)、卡門,文秀社的胡國賢(羈魂)和海棠社的龍人。藍馬成立不久,即於十月出版七人合集《戮象》。書是四十開(仿當時盛行臺灣「文星叢書」的開本),分七輯:龍人的「鬱之花」、白勺的「昏燈集」、卡門的「伊甸園西」、羈魂的「胡言集」易牧的「不寐題」、許定銘的「灰色的前額」和蘆葦的「突破的構成」。此書由許定銘編輯,插圖由許的中學同學宗汝明和蘆葦負責。每輯以散文為主,附以新詩,蘆葦那一輯則全是詩。藍馬陸續有不少新成員加入,如芷蘭社的路雅、海曼,風雨文社的烙燁(康潔薇)等。他們再接再厲,在一九六五年六月出版文學期刊《藍馬季》,責編仍是許定銘,共出了三期,至六六年二月停刊。

《戮象》出版不久,李英豪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十日《新生晚報》的專欄《四方談》發表了〈向年青文友晉一言〉,批評書中的詩作「空浮堆塞,無病呻吟」,「差不多大部份直接摹仿臺灣那羣新銳詩人的作品,取其外貌(形式)而遺其骨髓,因而堆砌和炫弄花巧的成份多,自覺創造的成份少。」他用語頗重,雖是出於「為親者痛」,但對在興頭上的年輕人無疑是沉重打擊。許定銘多年後回憶:「激流三子不久封筆,易牧棄文從商,卡門、蘆葦先後為癌魔所攫,早登極樂;龍人遠嫁多倫多,相夫教子……」白勺大學畢業後出任《中國學生周報》老總,八十年代移民北美洲,最後病逝他邦。一直仍堅持寫作的,只有羈魂和許定銘。

《戮象》是許定銘──也是其他六位作者──最初的文字結集。此後三十多年,他買、賣、藏、編、讀、寫、教、出版,「八業」集於一身,即一邊教書、寫稿、編書、出書,一邊買書、讀書、藏書、開書店,真是個多面手。他個人著作不少,至二O一六年為止共有十一本。不過自從李文之後,他已轉向較傳統的創作,甚少寫詩,寫得最多的是書話,也有寫散文、小說,和報章專欄。十一本之中,屬文學創作的有三本,即《港內的浮標》(香港創作書社一九七八年七月)、《爬格子年代雜碎》(香港創作企業有限公司二OO二年十二月)和《詩葉片片》(香港練習文化實驗室有限公司二零一六年九月),其餘的都是書話。他六十年代的作品,見於《港內的浮標》,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則見於《爬格子年代雜碎》。《戮象》和《港內的浮標》收錄了他小部份詩作,《爬格子年代雜碎》全是散文和小說。

他主要以書話名於世,鮮有人知道他也曾熱衷寫詩。有一回朋友問他可寫過詩,觸發起他整理五十年前的舊作,竟一發不可收拾,乾脆結集成書,這就是《詩葉片片》,共收詩、散文詩六十篇,讓人眼前一亮。有論者謂當中的詩寫法雖是六十年代的,但已相當前衛,比起同期詩人不遑多讓。如果當日他沒有受挫,寫詩至今,會是甚麼面貌?這遲來的詩集大概是他唯一的詩集了,對他自有紀念意義,同時它亦為六十年代的詩樹添了一葉,見證了時代,更是意義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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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小札(10.09.2016)

出城

今日出城,把要買的書都買齊了。買而時讀之,不亦樂乎。話時話,自從上次遷居,棄掉千多本書,覺得太過浪費,買書興趣於焉大減,如今終於是讀的快過買的了。又話時話,這幾本都在中資書店買的,二樓書店未有得見,想支持一下都不成。幾本之中,最想讀的,是吳順忠的《字海求知錄》和西西的《試寫室》。王文興那本,要焚香沐浴,正襟危坐,才得展卷,不知還有沒有這份耐性。(25.08.2016)


孝道

聶紺弩認為《封神演義》是反封建反傳統的書,甚至鼓勵老百姓去反皇帝、奪江山,兒子去反父母。例如書中有哪吒故事,說他抽了東海龍王太子的筋,闖了大禍,父親李靖要他自殺,他於是削骨還父,削肉還母。後來他的師父太乙真人用蓮花蓮葉替他造了個身體,他才活過來。聶說:「孝的說教是不足為訓的,不在使兒女孝順父母,而在使父母中了它的毒,對於兒女對於自己的任何侍奉都居之不疑,自己對於兒女的任何苛虐,都毫無內疚,因之在新舊思想交替的時會,常有頑固的父母,濫用家庭的權威,為舊思想保鑣,阻礙兒女進步,甚至逼害兒女,如傳說中的瞽瞍夫婦之於帝舜。人被逼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的時候,不免想到:父母何能如此猖狂?不過曾給我以身體髪膚吧了,安得別有一具身體髪膚可以自用;把父母的還給父母,從此還我自由,飄然遠舉?《封神》的作者,創造出蓮花化身的故事,恐怕就是深有感於孝道的殘酷的。」

惜別

止庵說:「母親去世之後,我一樣接一樣地想着我或她在她生前沒有做的事情,心中多有遺憾。由此接着又想到,所有事情差不多都是那時可以做的,假如做了,也是就不再遺憾。」雙親去世的時候,我都有那樣的感覺。我們其實知道如何令他們開心一點的,例如陪他們上茶樓,或去大牌檔吃一粥,或只是跟他們聊聊天。可惜我們總有諸多藉口,以為來日方長,誰知一下子都來不及。但即使要做的都做了,就沒有遺憾麽?當然不是。父母恩深如海,我們任何回報都不過是小水滴,那遺憾是無邊的,永遠無法彌補的。止庵又說:「父母都不在了,對我來說,我出生之前的歲月好像盡皆歸諸虛無。」我倒沒有他看得那麼遠,只是在雙親離去之後,偶然想起小時候舊事,想尋問一下,卻已無從去問,才發覺,許多回憶、生活,連帶我這個人,都變得很不實在,頓感天地茫茫,四大皆空。


羲皇上人路

讀陳方正《當時只道是尋常》,不時提到抗戰時桂林的羲皇上人路。陳說桂林是個「純樸安樂的小城」,單看這道路名已感受得到。陳一九七三年重遊桂林,「甚至中山學校和羲皇上人路那棟小樓亦一仍舊觀」。他沒有提到道路名還在不在,我上網查一下,一點資料都無,想來早已面目全非了。

陳克文

陳方正在《當時只道是尋常》書中回憶父親陳克文。陳克文原是汪派人馬,一直在行政院工作。一九三七年七七蘆溝橋事變之後,爆發抗日戰爭,國府遷都重慶,汪精衛此時卻出走越南,發表「艷電」主張與日本講和,仍然留在政府裏的汪派舊人自是尷尬痛苦萬分。陳克文支撐了幾年,想另謀發展。當時各省設立田糧管理處,級別頗高,他有意到廣西出任田糧處長,但因與桂系並無淵源而謀劃不成。他轉而競選重慶市委黨部執行委員,亦告失敗。陳方正說:「原因同樣是缺乏黨派淵源以及財力,而個人聲譽、學識、辯才等等其實都不相干。」一九四五年初,抗戰勝利在望,國府準備「行憲」,陳克文再度以黨代表資格競選中央委員,仍不成功,「因為最後選舉改為由黨中央提名,而他沒有被列入擬定名單」。一九四八年國府開始實行憲政,舉行普選,陳克文到廣西競選立法委員。這趟他同樣沒有政黨支持也經費不足,只慿一腔熱誠,結果竟當選了。陳方正認為:「這自然和他的能力、聲望、人脈有關,但最重要的是,這是一次真正的民眾普選,並非黨中央所把持控制的。」

有一套上下兩冊的《陳克文日記──1937-1952》二O一二年由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一四年再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重印,由陳方正編,書的簡介云:「本書以克文先生所遺留十二冊日記所載1937年初至1950年3月間紀事為主,其中有關八年抗戰及三年國共內戰之個人經歷、見聞、觀察、感想至為詳細;此外尚包括出使印尼經歷,以及二、三十年代國共兩黨人物、事蹟之回憶文章,其整體史料價值,固毋庸置疑也。」

曾省

《當時只道是尋常》提到陳方正在聖保羅男女中學的同學:「舊生陳永明出身醫生家庭,從小在教會長大,是個虔誠基督徒,兄姊和朋友多,加以腦筋靈活,辯才無礙,因此敢於站起來挑戰老師。還有另外一位新生曾省,父親曾特在新亞書院當教授⋯⋯。」嗯,這位曾特不就是香港詩人、散文家李素的丈夫嗎?

美好時光

陳方正一九四九年十歳時隨家人自大陸逃難到香港,安居於香港島南邊的一個半島:赤柱,後就讀位於司徒拔道的嶺南學校,先小學繼而中學,渡過歡樂而美好的少年時光。四十多年後他與一些嶺南舊友重逢,遂把臂重遊母校。那學校仍在,但發覺校園增加了許多亂七八糟的建築,從前清幽規整的氣氛破壞無遺。他們看了很傷心,都不多大說話。陳方正說:「當時我們心知肚明,從前那個優美的世界正在崩塌之中,事實上,再過不幾年,它就要完全消失了。」噫,目前的香港,也正是如此吧。

莫非定律

美國空軍基地工程師愛德華•莫非一九四九年提出一個論斷,被稱為「莫非定律」,也是二十世紀三大文化發現之一:「凡事只要有可能出錯,就一定會出錯。」例如,麪包如果掉在地上,一定是塗了果醬的一面着地;帶傘時不下雨,沒帶傘就偏下雨;排隊時你選擇的一行通常是最慢的;要找的東西永遠找不到,不找的時候它便自動出現;你等的巴士總是等不到,不等的時候那條路線的巴士卻來了一架又一架⋯⋯。(咳,我再舉個例子,你買的股票一買就跌,終於拋掉,它隨即爆升⋯⋯。)

「愛國」

漢娜•鄂蘭被批評身為猶太人而不愛猶太人,她的回答是:「你說的很對,我並不被這類愛所打動,原因有二:首先,我這輩子不曾愛過任何民族或團體,無論德國人、法國人、美國人,還是勞動階級。我真正愛的只有我的朋友,我所知道和相信的愛僅限於對一個個具體的人的愛。」因此,今之所謂「愛國」,實在無聊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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