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淘書記:很香的港,很舊的書

香港淘书记:很香的港,很旧的书
文/OK先生

香港之夜
  我第一次知道中国有个香港,应该是上初中的时候。历史和地理课本中都会提到香港,印象深的是地图上香港二字旁边有个括号,括号里是个小小的“英”字。澳门旁边也有个括号,里面却是“葡”字。我那时上课极不认真,更不会想到几年后还有高考这一回事。讲台上的老师,眼神无精打采,嘴里念念有辞,我百无聊赖,能干的事不过低头抬头两桩:低头,是偷看小说,抬头,是胡思乱想。听到老师讲到香港,我觉得这名字好听,就看了看地图。咦!这倒怪了,澳门那个地方原来盛产葡萄啊,那香港旁边的“英”是什么意思?想了半天,得出了结论:那一定是像水泊梁山那样,是英雄聚义之所。于是开始向往。
  等到地图上紧挨着香港的“英”字去掉的时候,我已经在国土上紧挨着香港的深圳生活了六七年了。又过了两年,我终于有机会去香港看看。之后就一去再去,从不厌倦。我曾经介绍一位同乡去香港玩了几天,回来后他向我发誓,说一辈子不再来这个地方。我惊问何故,他说人多车多楼多挤得喘不过气来,“我说话他们摇头他们说话我听不懂,什么破东西都贵得不得了。”
  那一刻我就想:我为什么喜欢香港?
  不为别的,只为了书。是不是水泊梁山倒没什么要紧了,那里啸聚着一批书中美艳确是真的。

  大陆的爱书人喜欢去香港买书,当然不会是因为价格。以我们的钱包薄厚水平衡量,香港书的价格不仅很贵,而且贵得不象话,简直不成体统。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既然没办法,心存愤恨就类同自讨苦吃。
  能甘愿在香港新书旧籍的价格上讨苦,皆因为有大陆体会不到的淘书乐趣。以我个人的喜好,这乐趣可归为以下数端:
  其一,在香港能买到政经文史类的港版台版书;
  其二,这些港版台版书当然是未经删节的;
  其三,能买到禁书,从政治的,到情色的;
  其四,有许多书,包括历史的文学的,大陆短期内不可能出版,或不可能一字不删的出版;
  其五,港台版书虽然贵,但是装帧设计印制水平上佳,“含书量”高(“含书量”一词为个人杜撰,意为一本书的“书香”含量。书香为感性指标,言人人殊,我自有一套标准)。
  其六,阴错阳差,我喜欢的当代华文作家竟然都在港台或海外。买他们的书,为求全璧,只好去香港。
  其七,香港的一些二楼书店颇值一观;
  其八,香港的旧书店虽然正在衰落,但毕竟还能淘到不少可叹可赏之书。
  一城一地书店整体品味的高低,其实与此地此城的言论自由环境大有干系。香港既是法制保护言论自由的地方,承载言论的书籍自然如鱼得水,生态平衡。仅此一端,淘书乐趣倍增无疑。
  八条乐趣,说来也麻烦得很,先拈出“旧书”一条,说说所见所闻与所得。

  香港的旧书业,据说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也曾兴盛一时。《大公报》曾载一文,说那个时候旧书店的常客,大都是自京沪南下寓居香港的文人。我想这其中该有叶灵凤、徐訏等先生的身影吧。文章还提到一家三益书店:
  “位于湾仔轩尼诗道的很有名气的三益书店﹐店龄极长﹐那位老板姓萧﹐有些眼光﹐经他手的旧书﹐都爱分门别类各有存放﹐特别是线装书﹐他一眼便能分辨出内中份量即文史收藏价值﹐特别珍贵的﹐则有专门的销售渠道。笔者曾听这位萧老板说起当年与本港著名文人叶灵凤的书谊之深﹐说是每得奇书﹐往往会第一时间通知叶氏。”  
  这样的旧书店,已经是昔日北京琉璃厂的格局了,可惜我们无法躬逢其盛。更可惜的是,这家三益书店也已经关门十来年了。时移势易,香港旧书业早已大不如前。
  我初去香港,无人指点搜访旧书门径,只一味在铜罗湾一带的二楼书店摸爬滚打,带回来的都是董桥、张爱玲、余光中、思果、陈之藩等人的新书。上海的子善兄每去香港,都会在深圳短暂停留。回来时见他大包小包的书,我不忍心让他打开给我看。我倒不是心疼他的体力,而是怕我自己看了心里难免要羡慕乃至嫉妒。我只愿意听他讲又去了哪家书店,见了哪些朋友。印象中香港上得了台面的文人学者似乎他都认识,印象中他也多次提到去逛了什么什么旧书店。他那里眉飞色舞,我虽然听得认真,往往又不深加理会:认真是无意的,不理会却是故意的:别人的书缘与自己无缘,记那么清楚,徒增烦恼;藏书到底是“独乐乐”的事啊。说的人希望“众乐乐”,那是以书缘结善缘;听的人客客气气地与人家“同乐”,心里哪里又真乐得起来?
  第一次认真记下一家香港旧书店的地址,是因为那本《中国图书史资料集》。我多年来收集了不少“关于书的书”,对此类书籍分外敏感。前年北京赵丽雅从香港返京路过深圳,给我看了她在香港旧书店买到的《中国图书史资料集》(刘家壁编订,龙门书局一九七四年初版)。我想这回不能再“掩耳盗铃”了,于是当即记下那家旧书店的地址,想着再去香港时可以按图索骥。后来去香港,发愿要到那家旧书店一游,可是到了住处才发现忘了带记地址的小纸条了。此刻我恍惚记得那家旧书店的名字是“学津”。如果所记不错,那才叫啼笑皆非呢。前几天才去了学津一趟,结果惹得我怒火满胸。此是后话,先略过不表。

  2002年10月下旬,因为要给《董桥散文类编》拍插图,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的一帮人约我同去香港,到董桥先生家中拍他的藏品。说来让人好不生气,这套《类编》我本是应出版社之约而编,也征得了董桥先生同意。如今两年过去,书稿转了两个出版社,出版合同也签了两份,最终还是胎死腹中。个中原因,说来话长,以后当另文专述。
  和董先生约好,是星期六下午在家中见面开拍。我特意在星期五傍晚过关,住在铜锣湾SOGO附近我们报社驻香港的办事处。我喜欢住在这个地方,因为周围的书店相对集中,一些有点名气的二楼书店都在这一带有分店,像洪叶、青文、乐文、田园等等。洪叶以经营台湾版新书见长,是我每次必到之地。香港的文化人似乎也看中洪叶的台版书。住在铜锣湾,我如果约马家辉兄见面,那路线图一定是这样的:时代广场大屏幕下见面,然后去洪叶书店看书;出得书店门,如果吃西餐,就去那家西餐厅,名字忘记了,家辉兄说王家卫就是在这家餐厅拍《花样年华》里张曼玉和梁朝伟餐厅见面的戏;如果去酒吧,就去时代广场后面一条小街上的那间,名称竟然也记不得了。
  铜罗湾一带有没有旧书店我不清楚。既然这次想一访香港旧书店,我本来应该提前做好“旧书地图”一类资讯准备的,可惜我没有这个习惯。我固执地认为,买旧书更靠书缘,乐趣都藏在漫不经心地寻找和他乡遇故知式的偶然之中。“精确制导式”的定点轰炸当然省时省力,但我更愿意问问同好的师友或者书店老板,如此问出的旧书店凭空多了一份人气。
  香港的书店大都晚上十时打烊。那天晚上九点,我转到了SOGO后面的铜锣湾书店。这是一家二楼书店,不算是旧书店,但是也常常有一些几年前出版的台版旧书。寻常的二楼书店都是经营新书的。我曾经在这家书店买到过林文月译的《源氏物语》和《伊势物语》,所以这次还是奔林文月而来。果然,我找到了林文月的《交谈》(台湾九歌初版五印)和《山水与古典》(台湾三民九六初版)。逛了一会,没什么新发现,意兴阑珊,准备走人。这时身后一个声音说:“这本书你不能不要。”
  乖乖,怎么有人给我讲话,莫非真的他乡遇了故知?我回头一看,发现是这家店的老板。我需将别家店买的一包书暂存柜台,所以刚进门时给他打过招呼。他本是坐在收银台后面看一本什么书的,这一会却拿着一本书跑到我身边来了。老板五十左右,黑黑瘦瘦,个头不低,眼睛不大,留着小胡子,说一口还算流利的“港式”国语,只是经常说着说着就变了粤语,“双语”转换的节奏仿佛是粤语用来给国语加个注解,或者作为强调。当然,更有可能是一不小心语言遥控器自动换了频道。
  我扫了一眼他拿给我看的那本书的名字,《现代英文选评注》,立刻就谢绝了他的好意。我的英文比他的国语水平还差,此生已经再也鼓不起勇气去吃攻读英语的苦头了,“现代英文”?还“评注”,嘿嘿,拜拜吧。
  那老板有点不甘心,说:“你再看看,好书啊,很难找的。翻翻啦。”
  人家一片好意,我也不好一意孤行,于是接过书来。这一看,我心大快,原来此书是夏济安评注,夏志清校订。“要了,这本我要了!”我连忙谢不绝口。老板并不吃惊,似乎自信我这书猴子跳不出他书如来的手心。他指指我手中挑好的林文月的书,说:“林文月文章好啊,现在会写文章的人不多了。”然后一口气又把他店里林文月的书报了几种。我说我都已经有了。他笑笑,慢慢走回到收银台后面坐下。
  我这是第一次与香港书店老板正面交锋,觉得这二楼书店的老板果然都有些来历。当时店里没有几个人,我猜想他是观察了我一阵,发现我围着林文月转圈,所以才过来给我“伴舞”的。他是懂书的人。
  付款时,我问他香港哪里有旧书店。他一个劲地摇头,说现在懂书的人少了,年轻人不喜欢旧书了,没什么好的旧书店了。“店里的这些书都是我自己去挑的,”他说,“会挑书的人少了。”
  他又问:“你需要什么旧书?留个名片,留下书名,我帮你找找。”
  我说:“就是想去旧书店逛逛,也没什么非买不可的书……对了,我想找董桥八十年代出的那两本散文集子。”
  “不好找了。”他叹了一口气。
  他开始给我大谈董桥:“他的第一本散文集《双城杂笔》写得好啊,他八十年代的文章写得好。现在的专栏文字不如从前了,不那么美了。”
  我笑了,说:“董先生前一段日子写文章还说,他那几本早期的散文集子都是该烧的,他也反对别人编书选他早期的文章呢。”
  老板又开始摇头,没说话,大有“董桥观点值得商榷”的意思。
  我也并不同意老板对董桥文字的“比较评价”,觉得《双城杂笔》远不如后来的文章好。老板痴心于董桥旧作,或许和《双城杂笔》出版的时代有关。那个时候,老板正年轻,当然喜欢野野的、跳跃的、诗意的、新潮的笔墨;当年读书时的感觉就像过去的老朋友,中年以后回想起来,还觉得亲切,不会不喜欢的。第二天我给董先生说起这位老板对他文章的评价,他“哈”的笑了一声,又问了一句:“是吗?”就没说什么了。兴许他觉得老板的观点也值得商榷。
  在董先生家拍他藏品的经过是有趣的。这篇文章写的是在香港淘旧书,为新书拍插图的细节只好略过不提;那几个小时大可以当作另一篇文章的主题,在这篇文章中就委屈成插曲了。董先生曾在专栏文章里写到这一天的情景,不妨抄一段,以见我们当时的忙碌场面:
  石家庄来的几个客人趁着阳光灿烂的周末在我家开机开灯拍摄了许多文玩字画。是深圳的胡洪侠带来的:社长兼总编辑张彦奎老成持重,光靠眼神就指挥得了一切烦琐的工序;副总编辑张国岚摊开好几款封面和版式设计要我挑选,娴静的举止藏不住果断的主见;发行科科长结结实实帮我分担了不少又搬又抬的苦差事,非常对不住他李艳明那样娇嫩的大名;最可怜的是党委书记兼副社长兼副编审王静,全套摄影工作他一个人扛起来,强烈的灯光下从头至尾撑着一个“静”字把所以技术难题都镇压下去。……
  董先生说那天我们的拍照是“一次最愉快的抄家暴行”,说“我这副老骨头终于散了大半副”,说他未打先招,“领着他们走回文革岁月,大抄自己的家,翻出了许多收藏成癖的人的美好记忆。”可惜,因《类编》一时难于出版,董先生的“老骨头”终究是白散了。不过自那以后,报纸再登董先生的专栏,就开始每期选一幅藏品图片做插图了,难说不是受了我们的启发,嘿嘿。董桥最新专栏文字结集成《小风景》,刚刚问世,书中的插图印得比报纸上清晰了不知多少倍,香港牛津终于把董桥文字打造成了书中精装的精品。我们本来也是要出精装本的,蹉跎至今,耗了精神,也耗丢了精装。董先生似乎很得意他的藏品能变成插图栖息在他的文字中间,他送我签名本时也不忘把我的眼神直接引导到他的宝贝图画里去:
  “癸未处暑前两日 寄给我的朋友 洪侠老弟读画养神 董桥 六十后之作”
  “散了大半副老骨头”的董先生当晚还要去报社值班,说好他夫妇第二天中午请我们午餐。我们去了中环的“镛记”,席间有趣的谈笑难以备述。董太太康蓝女士又是点菜又是买单,当年写《英伦忆往》的作者,饭桌上显示出她文字功夫之外热情干练的另一面。
  宴席将散,我突然想起旧书店的事,就问了董先生一句。
  “旧书店,哈,衰落了!没什么东西了。”董先生说。“附近就有一家,跟我走,我带你们去。”
  董先生大步流星,前头带路,直奔士丹力街。过了那家曾经发生过杀人血案的“陆羽茶楼”,董先生手一指:“到了。”
  董先生说:“我以前常来这里看看,最近不怎么来了,你们去转转,我就不去了。
  这家旧书店,我姑且叫它“神州旧书店”,因为它的正式名称是“神州图书文玩有限公司”。我对很多的地方都称作公司总不能习惯,刚来深圳时,看到机场的候机楼也叫“候机楼有限公司”,觉得很怪,看不顺眼,读不顺口。当然现在不觉得了,到处都是公司了,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者也正把帝王政治当作公司研究,说唐太宗是董事长,魏征是CEO。苍天,我们历史上的这些“公司”赢利状况可不怎么好啊;动不动就破产一个,说新注册就新注册一个,集资很多,分红少得可怜,怎么回事也么哥!哪天我给我书房起名时也在后面挂个“公司”,岂不比“斋”啊“轩”的气派时尚?
  神州店有两层,一层是文玩,二楼是旧书。一层的文玩当得起一个“杂”字,琳琅满屋,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都有。“文革文物”几乎占了半壁江山,什么“语录”、“像章”、“年画”、瓷器、样板戏海报、传单,等等,真不知道老板从哪里搞来的这些“宝贝”。我的眼睛在这个年代横扫一过,大有当年老人家广场上检阅红卫兵的感觉。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二楼。
  走楼梯。走楼梯上二楼的感觉就已经和其他二楼书店不同了:楼梯旁的空白墙壁上,挂着很多透明胶袋,袋中装的,大都是民国年间的旧版书。拾阶而上,你随时可以停住脚步,顺手抽出一本旧旧的旧书翻翻。就这样一边看,一边更上一层楼,感觉好极了。我站在二楼楼梯口,向里望去,乖乖,这正是我想要的旧书的世界。这么小的一个空间里,靠两边墙上两排书架,中间又横两列书架,窗台上摞的是书,地版上排的是书,桌案上堆的是书——全是旧书。昏黄一片。连空气和味道似乎都是昏黄的。没几个人,没什么声音,安静得古怪,安静得觉得空气也比别的地方流通得慢些。如果你大声咳嗽一声,这昏黄的空气都有可能像昏黄的书页,很容易就给震碎了。
  我都不知道如何下手。我这儿摸摸,那儿翻翻,眼神总不能定在一本书上,手里拿一本,眼睛却看着另一本。直到同去的国岚惊呼说“我找到了周作人”,我才如梦方醒。我得开始静下心来慢慢淘书了。
  从现代文学开始。我看着看着,突然摸到一点门径。现代文学的书大体是按作家姓氏字母顺序排列的。于是,我先把ABCD开头的一大堆作家放过,直奔周作人。
  等一会再说周作人,等一会再说我买了什么书。说说老板。夜幕还没降临,老板说他们要打烊了。他看我挑了一大堆书,眉开眼笑,说最近确实有些好书,因为一个藏书家死了,书散了出来,库房里还有一些,只是今天得关门了。他给我斟了一杯茶,又递了一根烟。我说书店不能抽烟啊。他伸伸手,“我也抽的”。他给我一张名片,问了问我来自何方。他说深圳来香港很容易,哪天请我喝茶。他说现在旧书不好做,打折可以,但也没有办法打很多折,“你以后常来,我会给你优惠的。”他又说了一句和前面提到的那位铜锣湾书店老板一样的话:“你找什么书,留下书名,我替你找。”
  我说我想找周作人和董桥和张爱玲和钱锺书等人的初版本。
  他笑了,但没有声音,他总是笑得很灿烂很真诚却没有声音。笑得像一本旧书,安安静静,需要“小心轻放”。
  “你要的书,”他笑笑说,“不好找了;倒也见过,都卖给了四川的一位先生了。那位先生说凡是董桥的港台版散文集都给他留着。”我也笑了:“那位四川先生是不是叫龚德明?”
  “你认识?”欧阳老板问。
  我说我不认识,但我猜得出。
  “那陈子善你认识不认识?”我问。
  “认识认识,”老板说,“子善先生常来,他也买董桥的书。”
  这位老板复姓欧阳。五十多岁了吧,个子不高,鼻架眼镜,鬓已染霜,说话不愠不火,行止大有几分儒雅。看店的还有一位女士,一个年轻人,像是一家人。家族式的旧书店越来越少了。
  后来有一天我给子善兄说起这位欧阳老板,子善兄说:“欧阳老板很会做生意,价格不好谈的。他说给你打折,可是他可能偷偷把书价提高了。”这一点我是信的。我找到一本可能是七十年代香港翻印版《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很破了,没了封底,也没写价格,我拿给老板问价格,他接过书顺手就在上面写了“30元”,“价格很平的啦,不好打折啦。”然后就是笑。
  不过,这样的老板我还是很喜欢。

  能如愿买到想要的新书,靠信息灵通,能意外到手喜欢的旧书,就要靠运气了。欧阳老板说最近一个藏书家的书散了出来,所以我才有所收获,这让我感到幸运之余,又多了几分惆怅。人生聚散无常,书也如影随之。你今天买到了一位藏书家的书,因为他死了,来日你死了,你的书又会流往何方?会不会又有人为你的死感到“幸运”?那位藏书家的书到了你手中,说是你的幸运,可以;说是那位已不在人世的爱书人的幸运,也可以,毕竟他的书又有了一个新“家”。书之为物,源远流长,书之与人,聚散不定。活者,爱书人希望好书为己所有;撒手而去的时候,他对书能做的事情,惟有希望而已:希望书有个好的去处,延续自己的生命。所以,新书只是产品,而旧书,因了传承流播的因缘,就多了与生命有关的气息。唉!这旧书的魅力啊,何止价格贵贱、品相完好或残缺那么简单。新书是带着时尚的香水来的,旧书却是承载着岁月的烟尘而来——它们都是有呼吸的!不过,打住,不能再往下想了,我怎么好象听到旧书堆里传来了呼哧呼哧的呼吸声音?  
  在神州旧书店,我并未遇到什么书中神品,可是在我搜访旧书的旅程中,“神州”这一站还是大有可圈可点之处。零散的小册子就不说了,感到满意的“艳遇”倒也值得记录在案。下面这些是其中一部分:  
  《书话》,晦庵著,北京出版社1962年6月初版,硬面精装。唐弢先生在此书的序中对书话文体的写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影响至今不衰。他说他竭力想把书话写成独立的散文,“有时是随笔,有时是札记,有时又带着一点絮语式的抒情”。
  《晦庵书话》,唐弢著,北京三联1980年9月初版。我曾巧取豪夺将朋友的这本书据为己有,现在可以此书赠他以了旧债了。
  《猎书小记》,黄俊东著,香港明窗出版社1979年12月初版。此书出版年头不算长,可是已颇不易得。黄精于搜访书籍,是书话高手,现已迁居新加坡。
  《小说汇要》,徐訏编著,正中书局1969年12月台北初版。小说家编述中国古典小说,眼光独到,可作登堂入室的指南。
  《中国图书史资料集》,刘家璧编订,龙门书局1974年1月初版,精装。就是这本书让我对香港的旧书店生出向往之意,谁知初闯香港旧书店,即有此捷。  
  《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周遐寿著,香港中流出版社1976年10月版。该是香港翻印本。
  《秉烛谈》,周作人著,香港实用书局1972年1月版,据上海北新书局1936年初版本翻印。
  《苦竹杂记》,周作人著,香港实用书局1972年1月版,据上海良友1936年初版本翻印。
  《过去的工作》,周作人著,大地出版社1973年5月版。
  《周作人论文集》,黄志清编,汇文阁书店1972年9月版。此书有平精两种,精装用道林纸印,平装则为白报纸本。可惜我这本是平装。香港七十年代出书依然讲究得很。  
  《懋庸小品文选》,曹聚仁编,天马书店1935年7月初版。这本小册子有些好玩,版权页注明“奉中宣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颁给审字一七四五审查证”,可见当时言禁风气。目录中有一篇目被毛笔抹掉,正文中果然也从36页直接跳到了41页。抽走的是哪一篇?犯的又是什么禁?不得而知,日后当留心查访。
  《蒋百里评传》,曹聚仁著,香港三育1963年8月版。
  《西流集》,徐訏著,夜窗书屋1947年6月版。
  《吉布赛的诱惑》,徐訏著,亚洲出版社1960年5月香港版。
  《清明集》,周黎庵著,宇宙风社1939年9月初版。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郑振铎著,精装上下两册,文学古籍刊行社1959年10月北京初版。
  《心史丛刊》,孟森著,精装,中国古籍珍本供应社1963年4月香港版。
  《明代史》,孟森著,中华丛书委员会印行,未注明出版年月,估计为六七十年代台湾版。
  《吕留良年谱》,包贲著,商务印书馆1937年2月初版。版权页上注有“本书校对者”四人。记得前几年某出版社称自己首创版权页上载明校对者以证态度严谨云云,洵为无知,抑或狂妄。
  《拿破仑本纪》,洛加德著,林纾、魏易译,商务印书馆1939年2月简编版,一套四册。
  《注史斋丛稿》,牟润孙著,钱穆题签,新亚研究所1959年版。
  《俞曲园尺牍》,大达图书供应社1923年5月再版,点校铅印本。
  《世载堂杂忆》,刘禺生著,中华书局1960年12月初版。
  《俗讲、说话与白话小说》,孙楷第著,作家出版社1956年6月北京初版。
  《吟风阁杂剧》,杨观潮著,胡士莹校注,中华书局1963年4月初版。  
  《绘画鲁迅小说》,丰子恺绘,无出版者与出版年月,估计为香港为香港五六十年代的翻印本。
  《中国大陆印象记》,RUJA HUTHEESING著,钟善译,正中书局1956年2月初版。作者五十年代初游大陆,笔下见闻实为难得的一手材料。近年外国人看中国的书出了不少,可是1949年以后的洋鬼子游记似乎不多,原因当然“众所周知”。
  《陈老莲版画选集》,尔雅社1977年7月香港版。
  《想起了国歌》,姚文元著,作家出版社1964年8月上海新版。“姚大才子”出了这本书后,飞黄腾达的日子也就到了:马上他就要开批《海瑞罢官》了。

  读书当然有乐趣,不过读书的乐趣和聚书、藏书、猎书的乐趣并不一样。读书仿佛是和一个女子厮守一夜或一生,图的是抵死缠绵最终有个结果;猎书却是在欢乐场中东寻西找,想的是过眼烟云散后能有惊艳的喜悦。读书的人未必喜欢藏书,猎书的人也有不读书的,可见这两类人“不是一条道上跑的车”,很多路段上都是在各自的窗内座位上擦肩而过。当然也有“脚踏两只船的”,那需要财力和才气和运气。
  这次在神州旧书店见到黄俊东《猎书小记》(香港明窗出版社1979年初版),因当时身边有出版社的朋友在,我没敢声张,只好偷着乐。从藏书印迹可以推测此书已经过两人之手,两人的名字我都闻所未闻。子善兄曾说此书在香港并不难找,他曾在一家旧书店看见过一排。那是他的幸运;我在董桥的文章里知道有这本书,几年来一直想着有缘看看这位书界知名猎书人的文字风流与坊间奇遇,可惜机缘不巧,遍寻不着;这此轻易得手,值得额手称庆。
  黄俊东在序中谈“猎书”一词的来历,说西洋的爱书人最喜欢以打猎或钓鱼设譬,比喻买书的境界,说成“猎书”或“渔书”,中国的古人似乎从来不这么叫,近代才把这个说法从西洋借了过来。我想这其实和不同文化对书的观念异同大有关联。中国古时的读书人把读书看成济世安邦的大业,姿势须正襟危坐,正经得不得了,哪里敢用“猎”“渔”这样轻飘飘的字眼儿。我们把藏书的人叫藏书家,还有版本学家、目录学家、训诂学家、文献学家等等,似乎一跟经史子集打上交道,人人都必须成为“圣人”。黄俊东说,西洋的习惯,不仅藏书家、书志学家可以称为“猎书家”,经营古书或珍本的商人也都视为猎书家。
  西洋书志学家或藏书家写的“关于书的书”不少都以“猎书”名之,黄俊东举的第一个例子是巴顿著的《猎书家》。这本书我恰好在伦敦查令十字路一家旧书店买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毛边本,中间夹一张版画,说是作者的书房。黄俊东还提到纽顿的《猎书乐》,北京三联翻译的书名是《聚书的乐趣》,我本来觉得“聚书”一词已经很不错,哪知道和“猎书”一比,还是差了些。
  黄俊东此书的序文中也把“猎书”和“访书”做了区分,大有道理:  
  “在别人的文章中,偶然提到一部自己未经眼的好书,有时在人家的谈话中,也常听说起某一部书如何好,看了和听了之后不免紧记在脑海里,希望有一天在书摊中、在旧书店里、或在藏书家的书架上,能够发现自己想看一看的书,这就促成了猎书的念头。一个喜欢看书的人,大抵都有这种体验,凡是未能经眼的好书总想一睹为快,要达到这个目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猎书。不断地猎书,总是有多少收获的,有了收获又会增加猎书的乐趣和信心,久而久之,猎书便变成生活里的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可说是生活里的一种乐趣。到旧书店去猎书,它与藏书家为藏书而访书又有所不同,访书者是先行打听得到对象才去看书,猎书者则纯粹是抱着可有可无的目的去觅书,找得一部心爱的好书固然可喜,毫无所得也不会失望,而猎书的过程却有其本身的无穷的趣味,这是我多年喜欢猎书的缘故。”

  我很看重在神州旧书店买的那本《清明集》,倒不是因为书是1939年的初版本。虽说民国平装本现在也成了藏书家的新宠,可是我近来越来越怀疑专藏某一类别书籍的意义了,起码是对我自己而言,意义有限,财礼精力当然也很欠缺。买书一道,我已经泥足深陷,自拔不能,再要转入“专藏”一途,那就苦海无边,回头无岸了。我买新书旧籍,标准只是自己的感觉,比如说喜欢,比如说好玩,比如说也许有用,或者,书里书外有故事。关于那本《清明集》,我感兴趣的是作者。书上署名周黎庵,我孤陋寡闻,当时并不知道此人是何方神圣。读了书前的题记,就很喜欢文章的风格。我突然想起一位研究者的话,说他在报章上看到一位周姓作者的散文,觉得大有周作人风格,想必是周的后人。我就想,莫非这位周黎庵就是周作人的后人?可是周的后人岁数也太大了些吧。回来后问子善兄,才知道周黎庵原来就是周劭。
  上海的文化老人,经子善、陆灏等人引介,我拜访过黄赏、柯灵、王元化诸先生,与邓云乡先生更是有几番交往,但是没有机会拜见周劭,只是经常听朋友提起他,说他爱喝洋酒,爱抽雪茄,曾受过“汉奸”之苦。姜威兄曾给周劭先生寄过一根上好的雪茄,周老先生马上回信说:这个牌子的雪茄起码值价若干,实在贵重,以后不宜再破费。姜威感叹说这位老爷子竟然是“真懂雪茄的”,“我没给他说价钱,他一下就看出来了。”
  就在我写这篇似乎永远也写不完的“香港淘书记”时,读到了陆灏的一篇短文,才知道周劭先生前不久(8月31日)去世了。陆灏说,周公出道早,年纪很轻时就协助林语堂等编辑《宇宙风》、《西风》等杂志。抗战爆发后,他与柯灵等承继鲁迅的战斗精神,写作风格也受鲁迅影响,成为名噪一时的“鲁迅风”杂文代表作家。可是,上海沦陷后,周公接受陈公博女婿朱朴的邀请,担任了《古今》杂志主编。这本杂志的内容不过是文献掌故、散文小品一路文字,但是由于其背景复杂,又常登载陈公博、梁鸿志、周佛海等大汉奸的文章,人们自然就把《古今》看成了汉奸杂志,周劭为此也吃了几十年的苦头。好在他连近二十年的劳改生涯也挺了过来,可谓大难不死。
  有一天,陆灏对周劭说:“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问。如果你觉得不方便,可以不回答;当年你参与写《边鼓集》、《横眉集》时,何等慷慨地谴责汉奸行径,但后来为什么会参加《古今》的编辑?”
  周劭回答:“没什么不可以回答的,说到底,就是四个字:贪生怕死。”
  除《清明集》外,周劭四十年代还出过《华发集》、《吴钩集》、《葑门集》等。我手上的这本《清明集》,该是他出任《古今》主编之前的集子,在“题记”中,周劭说,他写这些文字,其用意是“用间接的方法来写抗战”,还说中国动乱时代,忠臣、志士、汉奸等等的作为,相去一定不会很远,所以他就写些明清之际的人和事,“给现代人看看也是好的”。有这样见识的周邵当时一定不会想到他的下半生竟然在“汉奸”笼罩下生活了几十年,造化弄人,夫复何言!
  《清明集》收入的文章,当初大都是发在《宇宙风》杂志的,刊载时有个“专栏名称”——“明清之际读史偶记”。其实,周劭说他写这些文字时,根本没有在读什么史。他大概是凭记忆所及,信笔写来。陆灏也说,周劭记忆力极好,写文章从来不查书,当然就难免有错。“前两年被别人批评一下,就此意兴阑珊,搁笔不写了。我怎么劝也没用。”陆灏说。
  周劭晚年的集子我买过几种,顺手找出来的一本是《向晚漫笔》(上海古籍2000年11月版)。周公真是越老气魄越大了。他的“小序”中,先说书名难起,很有讲究,“中国古往今来,文人学士所写的书不知多少,也就有了恒河沙数的集名,我看也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又说写序也难,“古今中外替别人作序或自行写序的可谓多矣,但我看很少有写得好的”,连司马迁的《史记》自序也嫌太噜苏。如此横扫古今,端的是《古今》主编的派头。

  2003年春节过后,我送一个朋友去香港机场。在机场举行了简短的告别仪式后,直奔港岛,杀向“神州”。欧阳老板笑脸相迎,似乎记住了我。我不甘心,就问一句:“还记得我吗?”那边厢一个劲地点头:“当然记得啦。上次你买了很多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一听见港味国语里的“啦”,就恨自己没把耳朵放在家里。
  “最近有没有藏书家的书散出来啊?”我问。
  “呵呵,没有啦。”
  问完这句话我就觉得自己很无耻,好象老盼着爱书人衰败破家或者藏书家撒手西天是的。什么心态!
  不过,真的没有藏书散出来,我又觉得少了什么似的。还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二楼”吧。
  果然也没什么了不得的“新旧书”。上次那个爱书人的书,还有些别人挑剩的。看着有些意思的,我就都先行笑纳,好象我们二人有了默契似的:他的书,能要的我都要。
  我注意了一下他的藏书,发现他喜欢用毛笔在书根上写书名,像线装书那样。我于是想象他的书房一定很小很挤,书都是一摞摞平放着。为方便取书,就在书根标出书名。或者他竟是个喜欢收藏线装书的,书房里线装与平装统统平放,平装书因此享受了线装书的待遇,线装书也宽宏大量地容忍平装小弟弟登堂入室与自己平起平坐。这位爱书人姓黄,每本书上都有他的一两方藏书印。他似乎又不是一个很懂藏书的人,因为他的藏书章是随便乱盖的,精装书的硬封面上他也不依不饶地加盖印记,素朴文雅的闺秀于是变成浓妆艳抹的村妇。我在网上搜索他的名字,竟然一无所获。他可能是一个默默读书的人,一个很简单地喜欢书的人,一个喜欢文史书籍的人,一个研究红楼梦的人……。他不写文章,不加入什么协会,不出头露面,不四处扬名立万。互联网网天网地网中网外竟然网不住他的一丝消息。他可能是一个从大陆去香港的文化人,因为他的藏书中有很多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陆出版的书。他究竟是谁呢?我这么海纳百川般的带他的藏书回我的书房,他来不及当面谢我也就罢了,可是他总该让我知道他姓氏名谁吧?
  上次我来“神州”,领回去的旧书部队里,他的藏书是主力阵容。这一次,又发现数种:  
  《中国俗文学史》,郑振铎著,精装,文学古籍刊行社1959年11月北京初版。
  《有关曹雪芹十种》,吴恩裕著,中华书局1963年10月初版。这本书也许和我同年同月同日生呢。
  《红楼梦书录》,一粟编,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4月初版。
  《文学手册》,艾芜著,文化供应社1948年10月新三版。  
  没有了那位黄先生的藏书,“神州”旧书的品位一下子降下来很多,对我而言,对那几天而言,就是这样。“神州”重游,我真的开始惆怅起来。降格以求,选了如下几种:  
  《现代中国报告文学选》甲编,曹聚仁编,香港三育图书1963年7月初版。
  《现代中国报告文学选》乙编,曹聚仁编,香港三育图书1968年5月初版。
  《史讳举例》,陈垣著,中华书局1962年7月初版。
  《中国公债史资料》,千家驹编,中华书局1984年1月新一版。
  《在前进的道路上》,姚文元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65年9月上海初版。
  《小靳庄诗歌选》,精装本,天津人民出版社1974年12月初版。
  《鲁迅在文学战线上》,唐TAO 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12月北京初版。
  《鸣放回忆》,展望杂志编辑,香港自联出版社1966年12月初版。
  《清史》,萧一山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社1974年5月再版。
  《世界和平与世界大战》,阎锡山著,现代化编印社1950年5月初版。
  《中共怎样对待妇女》,文华著,香港友联出版社1953年8月初版。
  《中国古代书籍史话》,刘国钧著,香港中华书局1973年9月重印。
  《古书版本常谈》,毛春翔著,香港中华书局1973年7月初版。
  《明季史料题跋》,朱希祖著,中华书局1961年7月初版。
  《中国书的故事》,刘国钧著,香港日新书店1956年9月初版。  
  我在那四五列书架中东寻西找,正要鸣金收兵之际,忽然在书架顶端发现了我很熟悉的牛皮纸版函套。莫非是“文革大字本”不成?多年来我一直在找这样的大字本,觉得大大的开本,大大的仿宋字,线装的形制,一流的印刷与点校,真称得上是浩劫岁月里的纸上绿洲,连带书前面的黑黑的毛主席语录都比在其他地方看着顺眼。第一次见大字本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我在小城那家报社里借出来《焚书》《续焚书》翻着玩儿,当时没想到以后自己会对所有的大字本感兴趣。现在后悔来不及了,想偷都没机会了。
  我假装从容地取下书架顶上的那几函书:乖乖,不是大字本又是什么!  
  文革大字本《柳文指要》,章士钊著,中华书局1971年6月版。
  文革大字本《史评纲要》,李贽评纂,中华书局1974年12月版。
  
  拿下!走人!下楼!
  
  下得楼来。还没走完阶梯,那位看起来像欧阳老板弟弟的人看了我一眼,做了个手势让我等一下。他三步并做两步上楼,拿回一本书。
  “这本很好的啦,看看?”
  看看就看看。原来是茅盾编的《中国的一日》,精装厚厚一册,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九月版。我用手指轻滑书页,看看是不是翻印本。我对这样内容的书也不是很感兴趣,所以犹豫不决。这时欧阳老板也在冲着我笑。我也就笑了:好的,我要了。
  开始结帐。一边按计算器,欧阳老板似乎是不经意的,递给我一本书。“这一本,不错的啦。”
  是《红楼梦诗画》,线装本,据光绪已亥年天然如意宝藏本复制,中英对照,良友图书公司1978年2月初版。书后的一则启事大大好玩:  
  “本《红楼梦诗画》全书原于去年十二月印竣出版。因在厂房钉装期间,该书全部印成内页被不法之徒窃去。除报警处理外,现再版印刷发行。至于已失去之书页,特声明作废。此批失物如发现在坊间改装发售,视赃勿论,当依法追究。……”  
  看官,你说这香港可真的是法制社会啊,失去的书页也要声明作废,改装发售那就是销赃,要依法追究。你再看这书印得也真是朴素大方,当时美金定价都是35元,我难道要放过它不成?真的要?
  好吧。
  欧阳老板又拿过一本书来。嘿嘿,我恍然大明白:原来他早把书预备好放在这里等着“钓”我了。旧书店的老板通常都有这本事:看看你挑的书,和你打过一两次交道,他就把你的路数摸个差不多了。他会特意准备点诱饵,在你不注意的当口嗖地一下甩到书海里正载浮载沉的你的面前,不由你不动心。这看似无心插柳、实则有的放矢的勾当你也实在难于抵挡。抵挡?其实心里正说“谢谢”呢。买书的和卖书的就是一对冤家。冤家路虽窄,但又都盼着相逢。卖书的有本事在书的选择上独具慧眼,也有能耐在书的价格上天花乱坠。买书的呢,偶然占到点小便宜,恨不得学祥林嫂逢人就说,无奈学祥林嫂的机会很少。更多的时候,是上了钩,付了钱,明知道买贵了,还能找出一大堆理由说服自己物有所值乃至超值。和旧东西打交道,和买卖旧东西的人打交道,本来就是一件好玩得乱七八糟的事情。
  欧阳老板说:“胡从经,你知道啦?”
  “知道,当然。”
  “这本书,《香港近现代文学书目》,书很好啦。看看,”他掀到扉页。“这里有胡从经的签名啦,是他签名送给汉威先生的。”
  “那,汉威是谁?”
  “诺,汉威,另银啦。”
  “另银?”
  “嗨呀,唱戏的啦,粤剧。”
  “奥,伶人!”
  “对,对对,这样子的啦。”他撕一张小纸条,写了一行字:
  “胡从经送梁汉威粤剧伶人。”
  我这位本家胡从经先生是个藏书家,他这本《香港近现代文学书目》极有用,可是他老先生怎么会想到把这么一本毫无可读性的书送给一位唱戏的呢?书如何这么快又流到旧书店了呢?真真阴错阳差,乱七八糟。
  提着一大包书,我离开旧书神州,返回故国神州。手机突然来了一条信息,是一个朋友发来的。信息说:现在正流行一种原因不明的呼吸道传染病,杀灭病菌的办法是熏白醋,或服用红霉素。我迅速把这条信息删掉,心里骂我这位朋友真开玩笑成性,都拿传染病开涮了。我哪里知道,那天正是“非典”抢购风潮的开始。
  过了罗湖桥,上了出租车,司机指着我的包问:“先生买了几箱白醋。”
  “什么白醋?”
  “你不知道?现在很多人去香港买白醋啊,一瓶白醋都涨到一百了。”
  “哈哈。我这都是书啊。”
  “你还买什么书啊。买白醋啊!白醋赚钱啊。”

  “如果你已厌倦千回一面的香港书展,不想人山人海却又未必找到跟你交流阅读心情的朋友;如果你对商业味道浓厚的湾仔展场感到有点窒息,对久未一闻的真正书香有所期待,不须众里寻它,因为一个为你而设的阅读文化聚会已在阳光灿烂处等你。”  
  阳光确实很灿烂,简直太灿烂了。太阳变成真正的烈日,那已经不是照耀,是烘烤,是蒸煮。家辉兄说得不错,的士司机确实知道九龙土瓜湾有个“牛棚”,可他未必知道这里正有一个牛棚书展,而我们正是为此而来。这是2003年8月初的一天,正是酷暑天气,气象台说当日紫外线指数年来最高。
  进到牛棚院里,就看到一幅海报,黑红色彩对比鲜明,主题词是:“出席牛棚书展2003:今生无悔”;海报创意由名画《马拉之死》化来,“马拉”左手持一本书,拿鹅毛笔的右手则无力垂下,胸口在流血,流红了大半幅海报,“今生无悔”四字就在这一片血色中漂浮而出。本节开头的那段文字,即排列在海报上端。我读着上面“黑反白”的仿宋“宣言”,看着下面“红反白”的字型扭曲的口号,心中惶惑:我这是来看书展,还是赴刑场?
  不管那么多了,先逛书摊。广告文字说,广场上的书摊叫做“市民自由书墟”,市民可自由在这里摆摊售卖自己的藏书或其他任何可供阅读的玩意。可是,牛棚的广场并不大,来这里摆卖的也没几个人,大大出乎我的想象。我原以为书墟应该很热闹的。天气!这鬼天气太热了!在这样的烈日下露天卖书仅仅有爱书的心情是不够,还得有不怕死的勇气。我有点明白“马拉之死”和“今生无悔”的气象意义了。
  烈日下的广场上其实只有一个像样的书摊。摊主姓王,一边流汗,一边留守。他说他卖的都是自己的书,读过了,用不着了,干脆卖掉。他的书摊分两部分:一部分为五元书,无任薄厚大小,一律五元;另一部分,是他觉得价值高的书,由他随口定价,且口不二价。
  我先是看中了郭廷以著《近代中国史纲》(精装,香港中文大学1979年初版),问价,王先生说:50港币。
  我又看中了汪荣祖著《康有为》(精装,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初版)。“20元”。他说。
  其他就没什么可问他价格的书了。我转去“五元区”,在这里倒是小有斩获。以下书均是5港币一本:  
  《中国政治得失》,钱穆著,1966年增订四版。
  《美语新诠》,乔志高著,纯文学出版社版(无确且出版年月,书主人的购书日期为1976年10月。
  《夏济安选集》,志文出版社1977年4版。
  《从传统到现代》,金耀基著,台湾时报文化1981年增订7版。
  《八十忆双亲》,钱穆著,新亚书院校友会小丛书第一种,无出版年月。
  《书与我》,钱思亮等著,中华日报1979年3月初版。
  《名家谈读书与自修》,梁实秋等著,文艺学社版,无出版年月。
  《焚鹤人》,余光中著,纯文学出版社1979年9版。
  《现代人物丛谈》,司马长风著,文化•生活出版社1976年6月初版。  
  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书,但是既然来了,总得买几本,看在书主人和我自己都挥汗如雨的份上。
  又去二楼书店展区看了看,没什么了不得的书。
  绕这个名为牛棚艺术村的院子转了一圈。一个不小的院子,有几排平房,砖墙瓦顶,像一个农庄,素朴到底。据说这里原是动物检疫所,2001年夏天,几个文化人集资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文化村,搞一些演出、讲座、展览等文化活动。院子四周,是高楼大厦,“牛棚”里的人就在这几排平房里固执地宣示自己的文化态度。
  论规模和实力,牛棚书展都无法和香港书展抗衡,但是主办者在乎的不是实力的抗衡,而是文化立场的“另类”。他们搞了“市民自由书墟”,请了二十家二楼书店联展,还有“阅读文化及历史展”,“名人书房展”,录象咖啡座,作家讲座及座谈会,等等。每个活动的名目都很好,似乎又都名大于实。我甚至觉得,牛棚的意义,就在于“名目”。这些名目没有什么人愿意或乐意搞了,因为并不赚钱。
  我来牛棚,旨在淘书。我有些失望。    
  “这次来香港,对书展的印象如何?”回到深圳后,明报的一位编辑来电邮问道。
  “香港书展有人无书,牛棚书展有气无力。”我简单回答了两句。
  她似乎有些意外,又来电邮问:“何出此言?”
  我只好又解释:“香港书展人气旺盛而书香不浓;牛棚书展志气冲天而力道不够。”
  前些天得到消息说,牛棚艺术村因经费拮据,已经支持不下去了。
  “动感之都”少了牛棚这么一个安静的角落,香港还是香港,可是于我而言,终究觉得有些遗憾,那毕竟是我香港淘书经历中一个新鲜而独特的插曲。这一会儿,我甚至觉得,那张海报的设计实在不吉利:说“今生无悔”,值得尊敬,用“马拉之死”……唉!

(原刊二00三年九月十五、十七日新華網)
(原文網址: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book/2003-09/15/content_1081581.htm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book/2003-09/17/content_10854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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