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自辯

我曾是余秋雨粉絲,想當年讀其《文化苦旅》,真是驚為天人。跟著又讀到《山居筆記》,也是傾倒不已。他寫的「歷史散文」,的確視野廣闊,氣魄宏大,上下五千年,遊走於他的筆端,都成佳趣。我以後又讀過不少別家的歷史散文,沒有一家及得上。別家的學養也許是夠的,但筆下呆板,就是欠缺余秋雨的魅力。後來得知他是江青的打手,在四川大地震時,又撰文為當權者塗脂抹粉,我便對他敬而遠之了。今天明報世紀版刊出他的〈香港奇遇〉,文中他為自己辯白,說甚麼「石一歌」寫作班子成員、四川地震表現冷血等,全屬子虛烏有。我細讀全文,發覺頭頭是道,言之成理,莫非真是錯怪了他?今後倒要對他重新審察了。

香港奇遇
作者:余秋雨

【明報專訊】編按:著名華人作家余秋雨,其言行著作年來皆備受爭議:無論文革 時期當共產黨文膽的傳言,至其代表作《文化苦旅》為他人以專著指斥其誤,最近的波瀾則是四川地震被指含淚勸止受難孩子家長向當局追究責任。於此種種,余秋雨終揮筆疾書,以「被譭謗者」的身分向香港媒體作出澄清和「勸說」。

香港我以前來得不多。去年浸會大學聘我擔任「全人教育奠基教授」,每年就有五個月時間要留在香港了。與香港文化界朋友一交談,大吃一驚,才知道我在香港傳媒間有一些非同尋常的奇怪經歷。今天我由近及遠,先講三件,供朋友們品鑑。

我說地震:司法程序不能急

第一件怪事,好像有人說我在去年汶川地震期間曾用一篇博客阻止了當地請願民眾,表現了一種站在政府立場上的「冷血」,受到網民的批評。據說,香港好幾家報刊都炒作過此事。

這真是把事情徹底顛倒了。我是一個從來不碰電腦、不上網的人,去年地震後急急趕赴災區救助,確實與幾個心理醫生一起勸說過那些跪在那裏要求懲處劣質建築承包商的災民。我的勸說被人記錄了,出現在網站,有四個要點——

一,我明確提出,必須嚴懲劣質建築的承包商和背後的責任人,要求有關部門在搶救生命的同時盡力留下劣質建築的實物證據,以便今後進入司法程序;

二,當時堰塞湖危在旦夕,時時有可能決壩,幾十萬人都在匆忙轉移,因此我也勸說那些災民,把法律的事交給律師處理,自己應該快速與其他民眾一起轉移出危險地帶;

三,我還誠懇地告訴那些災民,這次地震壞了災區的絕大多數建築,而且毀損的路線非常怪異(例如隔一條路,這邊連鋼鐵構架的廠房都倒塌了,那邊連泥磚陋牆都沒倒),因此要作法律論定難度很高,需要耐心等待,不要太急;

四,我身邊的大量救援醫生判定,這些災民當時的行為是精神刺激後的病理反應,應該阻斷他們的行為,進行心理救助。因此,我就用各種語言進行勸導。當時,很多受災比他們更嚴重的災民,也與我們一起在勸導他們。

我們的勸導效果很好,這些災民及時轉移到安全的帳篷裏,並立即受到醫生們的心理救助。這個時候我又連續發表好幾篇文章,呼籲政府今後要在保護民眾生命安全上加強立法,嚴厲懲處那些在房屋品質、食品安全、環境污染方面的不法分子。

我的這些勸導和呼籲,通過報紙、電視、網站廣為傳播,我覺得這是知識分子在災難中應該承擔的責任。但是,就在我勸導災民的第一天,有幾個人向網民挑唆,說我是在「阻止民眾請願」。有些網民粗心,跟他們起哄了幾個小時。第二天一早,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網民看到了我的真實言論,全都站到了我一邊。

因此,香港傳媒有關這事的報道,完全不符合事實。我在現場看到,那裏根本不存在任何「政治議題」。有人要把這些可憐的災民當作「政治議題」的工具,那倒真是「冷血」了。

我雖然不上網,卻有一個讀書俱樂部為我打理的博客。那裏記錄了我在災區的不少講話,香港傳媒界朋友應該全面瀏覽一下再發言。千萬不可以道聽塗說、拾人牙慧。

我說文化苦旅:教授早代我駁斥

第二件怪事,稍稍遠一點。上海有一個人寫書聲稱發現了我的《文化苦旅》中有一百多個「文史差錯」,轉眼間立即爆紅爆富。但是,這件事的疑點實在太大了,因為《文化苦旅》中的不少篇目已成為兩岸三地大學和中學的語文教材達十年之久,那麼多講究辭章的語文教師為什麼都沒有發現呢?這本書連錢鍾書、季羨林、金克木等國學大師都仔細看過,香港的饒宗頤先生也邀我到他家談過這本書,為什麼他們都沒有發現?終於,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長章培恒教授,親自以八十高齡連續寫了好幾篇萬字長文一一予以駁斥,並判定那人是「誣陷」,一場風波總算過去。奇怪的是,香港傳媒晚了幾拍,居然大篇幅刊登大陸上不知是誰「整理」的我與那個人唇槍舌劍的「辯論材料」。不可思議的是,一位以前曾經任職香港中文大學的中文教授還與其他幾個香港文人一起撰文批評我在辯論中態度不好。接,香港書展還把那個人邀請來作為主要嘉賓為讀者簽字,這是在大陸任何一座城市都是絕不可能發生的事。香港的有些教授不重視中文,這我知道,但是也不應該對中文生疏到這個地步。香港的傳媒至少也應該有一點最起碼的新聞規則吧,例如拿起電話稍稍打聽一下我有沒有與那個人見過面、辯論過。今天,我要抱歉地告訴香港傳媒界,至今我還不知道那個人是高是矮、是胖是瘦,更不知道他咬文嚼字的那本《文化苦旅》,是哪一個版本,出於誰的手筆。

第三件怪事,更遠一點。中國大陸在九十年代之後,那批沉寂已久的「文化殺手」重新冒頭,借「言論自由」之名譭謗一切文化名人,終於輪到了我。他們譭謗我在「文革」期間參加過一個叫「石一歌」的寫作組,寫過很多「文革文章」。這種譭謗,因為可笑地違背了大陸民眾人人皆知的政治常識,不可能在譭謗圈之外產生任何影響,我書籍的銷售量依然成倍地增長。但是,香港沒有這種常識,因此反而為那種譭謗留出了市場。有些香港傳媒界的老朋友似乎想為我說幾句話,結果還是各打五十大板,反而白白送給譭謗者一半話語權。

我說石一歌:只有南方媒體仍在談

正是為了給香港傳媒界解套,我在八年前發表了一個懸賞:「任何人只要能夠出示我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用『石一歌』的名義寫過一篇、一段、一節、一行、一句他們指控的文字,我立即支付自己的全年薪金作為獎勵,並把揭露的文字在全國報刊上公開。」我把懸賞期定為一百天,由上海市律師協會的監事長監督執行。後來,我又連續延期六次,一共為六百天,沒有一個人來領賞。從此以後,內地報刊間再也沒有這方面的譭謗了,那些譭謗都只能從廣州一帶移師香港。最近一次有關「石一歌」的譭謗,仍然出現在香港的一家雜誌上。

說了上面三件怪事,我不能不對香港的文化傳媒界勸說幾句了。不知是什麼時候種下的病根,你們中的不少人太喜歡顛覆性、毀損性的新聞,結果給大陸上那些已經日漸潦倒的「整人一族」鑽了漏洞。他們這些年也漸漸摸熟了你們的胃口,而且已經知道在香港譭謗大陸人士十分安全,因為被譭謗者很難知道,成了「缺席審判」,一旦知道也不知如何起訴。這就使這批人如入無人之境,任意胡言亂語,還有可能博取一個「持不同政見者」的美名。我發現,在香港譭謗我的那些人,每次都想把我往政治上推。但遺憾的是,我是一個最純粹的自由文人,離政治實在太遠,不僅沒有一官半職,而且也不是任何層級的「代表」、「委員」,甚至,連那些帶有一點官方背景的作家協會、文聯也沒有參加,政府發給作家的津貼,我當然也沒有領取過一分。寫作幾十年,沒寫過任何政治文章。因此,硬要把我推向政治,恐怕難度太大。

據楊長勳教授統計,近十年來,中國譭謗我最起勁的城市排名,第一是廣州,第二是長沙,第三便是香港。區別是,廣州和長沙的譭謗者都知道自己在譭謗,但香港並不知道,這個區別很有意思。

香港,本來可以在觀念更新、政治改革、社會理性、輿論監督等方面對大陸產生更大的正面影響,可惜這些年來影響日漸減少,幾乎已經歸零。這不是大陸閉塞,實際上,現在大陸民眾到香港來旅遊像潮水一般,對香港的傳媒言論並不陌生。但是,由於還是「整人一族」在高談闊論,大陸民眾對這種言論實在太耳熟了,因此愈來愈不當一回事,連帶地讓不少有分量的言論也蒙受鄙棄,真讓人扼腕。

香港文化的重建,還有許多門檻要跨越。對此,我很多年前曾在「香港—倫敦—巴黎—東京」四城研討會上專門發表過演講。這幾年的觀察使我產生新的判斷:言論自由是香港文化的一個永恆基礎,但是,如果這裏不分真偽善惡地成了一個謠言天堂,成了那幫「整人一族」的最後庇護地,那麼,以傳媒為樞紐的香港文化,在大中華整體格局中的地位就令人耽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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