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不該出版

卞小星:如果張愛玲唔想發表呢啲信件,出版佢嘅私語,算唔算賣友求榮?

Kuangren 東山:小星劍指宋以朗,給您加持!

Faustina Lin:算!

陳同:我不是張迷,也不是學者,不能不認同這是一種「出賣」。最重要一點是張本人甚至宋淇夫婦等都不認為這些文稿是應拿去發表的。張把文稿托給宋夫婦保管,他們終生重義守信,那為兒的,又怎忍心去破壞這種高尚品行和父母的清譽?為了學術研究或為了恐怕散失,大可以捐了給港大,由大學去保管和協調研究需要,不是更妥當嗎?現在把這些都當為遺產來加以「利用」,不成道理。

難為一眾張迷,視若無睹,一眾學者似乎也不吭一聲。其實是張迷的,又怎會不明白她對這類事情的執著?

Faustina Lin:完全同意陳同說法,宋以朗出《小團圓》也都算了,畢竟也還是本書,連私人信件都出,就有點過份了。

Kuangren 東山:張有回頭修改自己文章的特點,除非他首肯,不然只能當未完稿。想像他對少作被發掘的苦笑,就明白他斷不容許他人將這些草稿當搖錢樹。書信尺牘,「張愛玲病了」事件看他跟水晶絕交,也明白他又不是胡適之,未必想把日記書信公開,也沒這習慣。《有幾句話同讀者說》公開他寫給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信,就顯得特別無奈。

馬吉:我是贊成出版張愛玲的遺稿甚至是私人書信的。畢竟張愛玲已是入了文學史的人,她的片言隻語都是文學遺產,已是公有非私有的了。有時名人難免要犧牲個人私隱,這雖然無奈,但也是「成名的代價」吧。既然如此,張愛玲的遺稿、書信等,與其束之學院高閣,不如公諸同好。問題是宋以朗拿父母以至人家的私產來賺錢,總說不過去。小思九月五日在《明報》的專欄有這麼一段話:「兩位老人(指宋淇夫婦),那麼多病:最初說『帶病延年』,後來說『病後餘生』,一門『病號』,怎竟沒一個後生來看顧?」小思話中似有所指,說得很是沉重。其實宋以朗大可做得漂亮點。張愛的遺稿不妨照樣出版,但扣除成本之後,將所得成立一個「張愛玲基金」之類,推動香港文學發展,大家就無話可說了。

陳同:遺稿書信的公開,在可以控制的情況下,一般都等待所涉人物全部過身後,所謂塵埃落定,才進行。(當然,過了身的人,私穩是否應該得到尊重?這本身也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另外,其實是產權的問題,一個人的書信,是否可以給別人「擁有」?「擁有者」是否可以拿來出版?個人覺得這些都是將來要解決的問題。)(傳統把一切物化的產權觀念,其實未能對應藝術知識等人腦思維產物)至於文學史的問題,我個人一向較偏重文本(尤其是傳統歷史性或個人歷史性stylistics分析)多過作者生平的索隱,所以或許沒有馬吉兄這般重視這回事。

學理上,拿作者生平跟作品細節作比附,搞關連思考,容或有啟發性,但不能據以為真再作推論,中間的邏輯大出問題。好比最近圍繞《小團圓》的議論,老實說,當中不少只屬粉絲八卦,跟文學有啥關係?

Faustina Lin:馬吉、陳同兩位都有理,但「宋以朗拿父母以至人家的私產來賺錢」是最說不過去的。

Kuangren 東山:陳平原有篇文章《「未刊稿」及其他》涉及這問題,刊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二〇〇四年第三期 。陳先生提出三個疑問,第一要怎麼編集子才對得起作者和讀者。第二關於稿本要注意是否有價值、作者是否故意丟棄、是否已有完整版本流通。最後是要不要尊重作者意願。有些作者大量出土未刊稿玉石混雜不只沒加分還減分,那就對不住他了。

我將文章上載讓大家參考:

http://www.mediafire.com/file/cxdcy557hd60nb0/WeiKanGaoJiQiTa.pdf

https://docs.google.com/viewer?a=v&pid=gmail&attid=0.1&thid=12b32e0f8b0e4b8c&mt=application%2Fpdf&url=https%3A%2F%2Fmail.google.com%2Fmail%2F%3Fui%3D2%26ik%3D58d99bc782%26view%3Datt%26th%3D12b32e0f8b0e4b8c%26attid%3D0.1%26disp%3Dattd%26realattid%3Df_geccujpq0%26zw&sig=AHIEtbQqs3VyTaNrX0xrKG5B_rXYIPSuPw

馬吉:陳平原的文章好像《小團圓》出版時也有人提過,我當時粗略看過,覺得他言之成理,唯也是一家之言而已。我最同意他的一點,就是要尊重作者遺願,不過,怎樣才算「真正」尊重,其實也難說。像張愛玲是否真的想銷毀《小團圓》,仍是有爭議的。陳平原說,有時出版全集反而拉低了作者的水準,所以該嚴格挑選作者有水準的遺著才好出版,只是究竟由誰來決定,單憑一兩個編者(即使是很有份量的編輯團),是否就可以決定?他們的眼光真的可以凌駕讀者(包括後世)的眼光?又如陳平原說錢鍾書全集不該把錢的讀書手稿編進去,但畢竟編進去了,至少全集的編者和錢的遺孀楊絳女士不同意陳的看法。書出版後似乎也頗為人津津樂道。至於世上不遵照作者遺願而為人稱道的例子,也是有的,如卡夫卡的《審判》與《城堡》的出版。卡夫卡的遺產執行人布勞德是他的好友,布勞德該知道也該尊重朋友的心願,幸好布勞德終於決定「不尊重」一回,否則世上又少了兩部傑作了。

(2010.09.21)
(來源:http://www.facebook.com/?ref=home#!/profile.php?id=1539260745&v=wall&story_fbid=148081171896597&ref=notif¬if_t=share_comment

附錄:

「未刊稿」及其他
陳平原

文獻整理工作,我也做過一點,比如編小說史資料以及校點章太炎的《國故論衡》等。我的體會是,編作家的集子好辦些,整理學者的文獻,尤其是清末民初的大學者,難度很大。今天的會議,本來應該請夏曉虹來,她做晚清,尤其是花了將近十年的時間編梁啟超的《飲冰室集外文》, 這書一百多萬字,在北大出版社排了五年,目前只能說是 「快出來了」。為一個「大家」編「全集」滿世界跑,到處搜集各種邊邊角角的資料,這樣的經歷,很多人都有。圍繞今天討論的題目,我想着重談談全集編纂的宗旨、體例及方法等。有些思路,只是臨時想起,提出來,供大家參考。

第一個問題是,全集有沒有必要編,以及怎麼編才對得起作者與讀者。我的想法很簡單:不是所有有名氣的作家、學者都值得出全集;說絕對些,大部分作家學者都不應該出全集。因為,如果水準不夠,出全集,對他們本人,對學術界,都沒有好處。

為什麼這麼說?讓我從清人全祖望的一篇文章說起。在《奉九沙先生論刻〈南雷全集〉書》中,全祖望談到,黃宗羲前面的文集好,是他自己編的;後面的文集不好,因生前來不及校訂,弟子又不敢刪改,難免玉石雜陳,可惜了。全祖望說得沒錯,唐人宋人的文集,看上去很精彩,那是大量淘汰的結果——有本人刪改,有弟子校訂,還有時人及後人的自然選擇。再說,雕版印刷成本高,編纂文集時不能不有所取捨。現在不一樣,出書太容易了,於是各家文集、全集遍地開花。為已經謝世的著名作家學者出全集,是好事,起碼是一種文化積累。可編纂時必須認真考量:這個作家學者到底是出文集好,還是非出全集不可?想清楚了,再談具體操作問題。要不,都想出全集,什麼都進來,表面上很有分量,但過分蕪雜,反而降低了水準。我說過,有些人出了全集,沒加分,還減分,就這個意思。

我想談的第二個問題,是關於稿本。編全集的人,都特想找到「未刊稿」。因為,萬一找到的話,全集的意義就非同尋常了。如果這些「未刊稿」真有價值,那不用說,寶貝得不得了。但好些並非如此,作者有意淘汰的,我們反而收進來了。或者是思考過程中的零星想法,或者是寫作中的邊角料,這樣的東西,全弄進全集裏,我看沒這個必要。大家都有這樣的工作習慣,撰寫一篇論文,或從事一個課題研究,會事先做些筆記,擬擬大綱,還寫成若干片段什麼的。這樣的東西,正式論文發表後,一般來說就沒什麼價值了。放在博物館,以便後世專家查閱, 或者影印行世,作為書法作品欣賞,這都挺好。但如果非要把它也收進全集,很可能有違作家學者的本意。就好像編《錢鍾書集》,沒必要把那些讀書筆記收進去。將錢先生的讀書筆記影印刊行,那是給有考據癖的專家或書法愛好者看的。我個人的看法,對待稿本,必須慎重,一看是否真有學術價值,二看是否作者故意捨棄,三看是否已有更完整的版本流傳。

第三個問題,編全集要不要尊重作家學者本人的意願。為什麼這麼說 ? 我的感慨,緣於錢鍾書先生的打官司。錢先生生前不允許人家重印他早期的文章,還起訴出版《圍城》校勘本的出版社及編者,這些舉措,很多研究現代文學的人有意見。怎麼看待這件事?我以為,這涉及現代文學和古代文學的一個重大區別。

古代作家編集子,大都是晚年自己或門生幫助定稿。寫完了,即便開始流傳,也都可以不斷修改,最後以晚年的定稿為準。現代文學不一樣,隨寫隨刊,沒必要等十年二十年後再公開發表。這就帶來一個問題,很多人「悔其少作」但那些東西已在社會上廣泛流傳,你拿它怎麼辦?這個時候,作家有沒有權利捨棄早年刊發的文字,只保留晚年的定稿 ? 作者的審美趣味、讀者的好奇心、研究者的閱讀需要,三者是有矛盾的,怎麼辦?作者說,出全集請以我的改定稿為準,研究者說,我希望瞭解你思路的演變,初刊更有用。應該說,二者都有道理。對於研究者來說,東西越多越好,越是蕪雜混亂,越有利於我們觀察分析,並從中找到縫隙,展開論述。那麼作者及讀者呢,有沒有必要尊重?

跟這有關聯,還有兩個比較具體的問題,一是如何處理文件與書劄,二是怎樣對待某些特殊文稿——說明白點,就是作家學者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被迫撰寫的檢討書。

曾任要職的大人物,如蔡元培、梁啟超、胡適、郭沫若等,他們簽署的公文收不收?蔡元培是個特例,因為他當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院長,簽署的命令與自家學術思想相關,故都被收進全集裡。但梁啟超呢?他當司法總長的時候,每天都在簽文件。怎樣區分行政官員簽署的檔與個人著述,這是個難題。你說沒關係吧,是有些關係 ; 但你說關係很大,又不見得。收與不收,在我看來,是兩難。

關於書劄,現在編全集的,都很重視這一塊,一般會在報紙上刊登啟事,或向師友學生發信。徵集來的書劄,是否都該收進去?也不見得。記得我們編王瑤先生的文集時,有一個規定,王先生晚年的書劄,要看原件,再決定收不收。因為,先生晚年有些不太要緊的信,是老錢(錢理群)回的,還有個別是我代筆的。我相信,很多名人都有這種情況。編全集的時候,最好能甄別一下。

如何處理文件與書劄,是個技術問題,比較容易平心靜氣地討論,怎樣看待檢討書,則一不小心就上升到思想路線,沒有多少迴旋的餘地,這樣,反而限制了其思考的深入。編《王瑤全集》時,要不要收他的檢討書,關於這個問題,我是少數派。我不主張將這些東西收進全集,而希望把它放在現代文學館裡供人查閱。我當然知道,這些東西對於理解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命運非常有幫助,對於研究者的思考與論述,也很有用。但我始終有個顧慮:要不要尊重作者的意願?最後還是收了。書印出來後,關於這一點,學界評價很好。

我的印象中,好像現代中國的作家學者還沒有誰立了遺囑,規定不准(或多少年內不准)出版他/她的某些作品(包括書信、講稿或文件等)。如果立了,你怎麼辦?要不要遵守?我的意見是,應該尊重作家學者的個人選擇。不能說為了某某崇高的目標,對不起,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當然,王先生並沒叮囑出或不出他的檢討書,只要家屬同意,全集收錄進去,沒有任何問題。我只是陳述一個基本觀念:尊重已逝者的權利與意願。

為作家學者編全集,對於文學史、學術史研究來說,意義非同尋常。現在的思想文化界,確實還有很多禁忌,有些人在故意隱藏自己某些不光彩的行為與言論。這些,當然需要揭發。但除此之外,還應該有文章及學術方面「精益求精」的考慮。就像我剛才所說,每個寫作的人,都會有劄記、資料、大綱、一稿、二稿什麼的,經過深思熟慮,最後才凝聚成為一部完整的著述。這些前期工作,對於研究者本人來說很重要;可作為「作品」發表,則沒有必要。這與意識形態沒關係,也不涉及個人的道德品質問題。當年編《王瑤全集》,我負責第一卷,關於中古文學部分,王先生還有好些草稿,開始我很興奮,仔細比照後,發現大都已經改寫成短文,或編織進著作裡去了。最後確定為「佚文」收進全集裡的,不是很多,就是這個原因。假如你非要把那些思考過程中的點點滴滴,全都收進來,一來浪費紙張,二來不利於作者的「形象」。

我說有的人全集出來後,不只不加分,還減分,不是指道德意義上的,而是文章或學問意義上的。名人留下來的文稿,即便隻言片語,也都值得珍惜,這我承認。但有些東西是給人閱讀、品味的,有些東西則是供查閱、使用的,功能及價值不一樣。如果已經公開發表,即使內容重複或目前看來有違礙處,比如像周作人的文章,我主張照單全收;但如果是草稿,則又另當別論。換句話說,處理未刊稿時,應該更多考慮作者的意願;對待已刊稿,則著重保護讀者的知情權。前者,不是為了掩蓋某些「歷史真相「 而是基於對作者的尊重以及對文章、學問本身的敬畏。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4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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