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兩題

火燒明報

一九八五年六月,北京委任金庸當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八六年四月,草委會成立了五個專題小組,着手草擬各項章節。金庸成為港方政制小組召集人。草委會決議在八八年四月,推出基本法草案,諮詢各界意見。其他小組都提交了完整方案,獨是政制小組,因社會上對未來特區行政長官和議會的產生辦法分歧極大,他們只能將各種方案併列,以供討論。

八八年十一月,政制小組在廣州開會,會上金庸提出「新協調方案」。這方案經小組畧作修訂後通過,便成為「主流方案」。它有兩點最具爭議。一是行政長官的普選日期,要到第三屆政府完結前,才舉行全民投票決定,即是說,最快要到二0一一年,行政長官才有機會由普選產生。一是立法會的直選議席,到二00七年才佔名額的一半。

這方案一出,輿論譁然,認為過於保守,甚至指責他出賣港人利益。金庸控制的明報,也有不少高層不同意他的觀點。督印人吳靄儀發表了〈主流方案引起的猜疑〉:「魯平在廣州答記者詢問時說,有關政制的方案是在港草委提出來的,政制是特別行政區的問題,北京不好過份干預。這幾句話的意思似乎是說,要是香港人不滿意通過的方案,讓他們責怪在港委員,責怪香港人好了,這不是北京的干預。」

金庸在明報撰寫社評,為「主流方案」辯護。十一月廿五日,他發表社評〈沒有一國的行政首長是直選產生〉,旁徵博引,由古希臘說到現代美國,指沒有一個國家的行政首長是直選產生的(但八五年七月四日,他在人民大會堂作〈一國兩制與自由人權〉的長篇發言,卻說:「先進工業資本主義國家實施一人一票直接選舉」)。此社評一出,批評的聲音更大,說他「故意搗亂,混淆視聽」。

金庸第二天又寫了〈直選首腦,少之又少〉的社評。廿七日又發表了第三篇社評〈民主國家如何選出行政首長?〉。廿八日起,更一連十二天,發表署名系列文章〈平心靜氣談政制〉。

但他的解釋猶如火上澆油。十二月一日,四名中文大學新聞系研究生去函多間報社,指傳媒乃「社會公器」,老闆不應私用社評來闡釋自己的立場。翌日,二十名嶺南學院、理工學院、樹仁學院的學生代表,打着「你有強詞奪理的自由,我有火燒明報的道理」、「歪曲事實引得人人憤,斷章取義必須引火燒」兩條橫幅,來到北角英皇道明報大廈門前,一遍遍高呼「維護港人利益」、「要公理」、「不許出賣香港利益」等口號,當眾將十一月廿五日至廿七日的明報和這三天放大複印的社評燒毀。

對於大學生火燒明報,金庸的回應是:「學生們一時衝動總是這樣的。他們實際上不懂政治,所以對他們來說最重要的不是動不動就抗議呀、譴責呀,而是回圖書館查查資料再說。」

(摘自張圭陽《金庸與報業》,香港明報出版社二000年六月;傅國湧《金庸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二00三年七月;石貝《我的老闆金庸》,香港富達出版有限公司二00五年七月;圖片影印自《金庸與報業》)

新聞自由

一九九九年十月廿五日,杭州召開了《新聞業機制改革與管理》研討會,新任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金庸在會上作了講話:「解放軍負責保衛國家人民,我們新聞工作者的首要任務,同解放軍一樣,也是聽黨與政府的指揮……」這講話後以〈兩種社會中的新聞工作〉為題,發表於十二月號的上海《新聞記者》雜誌上。

十二月廿八日,董橋在香港蘋果日報寫了篇〈金庸在杭州的談話〉,說:「查先生這篇談話雖然是在杭州發表,我在香港拜讀,竟有天涯咫尺之感;他對西方和香港的傳媒運作自有精闢的看法;他要新聞工作者向解放軍看齊,那倒是香港傳媒人要從頭學習的課題了。查先生的言論前進得很。」

明報於二000年一月三日全文轉載了該談話,金庸加了段按語回應董橋:「近日蘋果日報刊登文章,評論我在杭州報業研討會中的談話,語焉不詳,斷章取義……談話在內地發表,情況自與資本主義之香港環境歧異……。」

政論家淩鋒說,只因董橋心存忠厚,才「語焉不詳」,不忍把話說得太坦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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