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沙河與余光中

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之初,流沙河的朋友劉濟昆在香港編報紙副刊,連載他一九五七年出版的詩集《告別火星》,並將剪報逐日寄給他,也跟他通信,天南地北,無所不談。劉覺得他的詩很淺、很宣傳腔,不是說文革如何壞、四人幫如何壞,就是歌頌中國的改革如何偉大;建議他多看些台灣詩作,說有個叫余光中的尤其好,還給他寄去了幾本台灣詩集。他隨手翻了翻,讀了高準和鄭愁予的,感覺不錯,但震動不大。他跟着讀了紀弦的,卻發現也有不少宣傳腔,大感掃興,便擱下來了。後來差旅途中,在長途列車上他又翻起台灣詩集,讀到余光中的,眼前一亮,忽地想起孔子見老子時所說的:「吾始見真龍!」

那時他恰好在四川《星星》詩刊當編輯,於是在詩刊開了個專欄《台灣詩人十二家》,每月介紹一個詩人,由一九八一年一月號開始,寫了十二個月,反應頗佳。翌年成書,正式出版。他意猶未盡,書出版之前,又在《當代文壇》連載《隔海說詩》,仍是介紹台灣詩作,一九八五年又將之結集出版。《台灣詩人十二家》附錄了詩作一百首,余光中的已佔了二十首,《隔海說詩》更有一半篇幅都是談余光中。

一九八六年,他挑了余氏詩作一百首,一一加以導讀、分析,拿到安徽《詩歌報》上連載。以前連載的刊物,只發行四川,今回《詩歌報》則是全國發行,讀者面廣,影響也大得多。《余光中一百首》也於一九八八年成書,初版一萬冊,迅即銷售一空。據流沙河說,它至少賣了三萬冊。他在編者前言中說:「余光中的詩作儒雅風流,具有強列的大中華意識。余光中光大了中國詩,他對得起他的名字」。他說如此狂熱地讚美當代詩人,這是第一次。可惜,書印得極劣,又不付稿酬給原詩作者,連流沙河也只付兩百五十元。他拒收,後來添至八百元,他才「忍辱收下」。第二年《余光中一百首》出了港版,由香江出版社出版,列入黃維樑主編的「沙田文叢」。

除了撰文介紹余光中,他也四出演講大談余光中。「余光中的詩不但可讀,且讀之而津津有味;不但可講,講之而振振有詞。講余光中我上了癮,有請必到。千人講座十次以上,每次至少講兩小時,興奮着魔,不能自已。」他原名余勳坦,大哥叫余光遠,因此有讀者以為余光中是他二哥,而且根據推算家中該還有個三哥余光近,這樣,遠、中、近就排齊了。其實那時候他根本不認識余光中。

他的詩作《草木篇》在五十年代曾遭毛澤東點名批判,一時聲名大噪。但他的詩寫得不怎麼突出,許多人對此大惑不解,李劼人就慨嘆:「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他的兒子小時候知道他因《草木篇》惹禍,十分好奇,一直想找來看看,及至長大後一看,不由大失所望。他也有自知之明,說:「我的致命傷我清楚,我這個人頭腦過分條理化,邏輯化,感性不足,好詩需要的奇思妙想我沒有。所以我的詩都是骨頭,沒有肉。」一九八九年之後,他就封了詩筆。有人問他為甚麼,他說他寫得最多的詩都是歌頌的,八九年以後,他就沒有臉再歌頌了。

不過,他的散文倒寫得很不錯,比他的詩還有詩意。他在港版《余光中一百首》的前言說,黃維樑在香港,較容易見面,但余光中已回到台灣,「東南一望三千里,山程更水程,海峽又有白浪如山不肯退潮,更不曉得剪燭西窗是何年了。」又說:「我與余先生同姓。余姓,據楊慎《姓考》說,蓋出自塗山氏(塗古作嵞)。我們家有一個老姑奶奶,四千年前同大禹講戀愛,寫過一首情詩〈候人〉,《呂氏春秋》說『實始為南音』,可見她是江南的第一個中國詩人。願她保佑我們,一在島,一在陸,常有詩作。更願她老人家吹一吹枕邊風,教她的夫君,我們的姑爺,九河既疏之後,再去治一治海峽的洪水。」寫得情深款款,文釆斐然。經劉濟昆的幫忙,他一九八二年開始跟余通信,直到一九九六年兩人才見面。

參考:
1. 〈昔年我讀余光中〉,刊文匯報二00四年十月十三日。
2. 〈與余光中隔海酬唱〉,見陳朝華《最後的文化貴族(第三輯)》,南方日報出版社二00八年十二月。
3. 〈流沙河:我是一個失敗者〉,刊南都周刊二0一一年九月十一日。
4. 曹可凡《悲歡自酬》,頁243-244,上海書店二0一一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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