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記

西樓

張友鸞本來在南京辦報,後被國民黨查封。共產黨來了之後,批准他將《南京人報》和《新民報》復刊,成為當時罕有的民間報紙。不久改為公營,做了黨的喉舌,銷路大減,只好停刊,從此他結束了近三十年的編報、辦報生涯。三反運動起來,他配合政策寫了章回小說《神龕記》,卻被批判為「一部明目張膽為反動階級辯護的小說」。他在南京待不下去,聶紺弩知道了,便邀他到北京參加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部工作。他在古典部過了段頗逍遙的日子。一九五七年反右,他與聶紺弩、舒蕪、顧學頡、李易等,被打成右派小集團。那時辦公大樓分東西兩邊,人民出版社佔東邊,人民文學出版社佔西邊。有一天,他上班時與舒蕪相遇,他向舒微微一笑,說:「無言獨上西樓。」(張鈺選編《鬍子的災難歷程──張友鸞隨筆選》,頁4-7,北京十月文藝二OO五年)

新派武俠

黃健認為,欲將新派武俠小說發展下去,就得在金梁古的基礎上另闢新路。然則新路何在,又如何去超越?他的回答是:不着重挖掘故事的古怪奇幻,而在深層揭示人性衝突。這是對「古龍命題」的深化和突破。他覺得,武俠小說寫的往往是人類最極端的行為,可能更有助於研究人性。他說,也許我的夢有些大,但像武俠小說這樣最敢於想像、打破一切成規的思想形式,也喪失了創新力量,不敢做更大的夢,那麼它只會愈來愈低俗,而不配稱為文學了。(黃健《王雨煙》,頁11-13,台灣明日工作室二OO九年)

刪改

八十年代末,沈昌文開始介紹董橋並編了幾本他的文集出版,但礙於政治顧忌,每每多所刪削。俞曉羣讀大陸版「馬克思先生論香港一九九七」和「馬克思博士到海邊渡假」兩文時,就看不懂,後來讀港版才知道,文中「點題之筆」都被刪掉了。最近,俞受命出版董橋的新舊著作,董橋便托人傳話說,千萬別像沈先生那樣辛苦,逐字改動,改得雖好,卻不是作者的文字了。(摘自俞曉羣〈刪改的藝術〉,香港蘋果日報二O一二年七月廿二日)

效忠國家

唐玄宗後期,安祿山史思明作亂,顏真卿與其堂兄顏杲卿時任平原和常山太守,起兵聲討之。史思明不久攻破常山,顏杲卿被擒。《資治通鑒》如是記載:「杲卿至洛陽,祿山數之曰:『汝自范陽戶曹,我奏汝為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何負於汝而反邪?』杲卿瞋目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為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汝而反?我世為唐臣,祿位俱唐有,雖為汝所奏,豈從汝反邪。我為國討賊,恨不斬汝,何謂反也?』」結果,安祿山將他「縛於中橋之柱而剮之」,顏氏一門死於刀鋸者三十餘人。顏杲卿的罵賊大義凜然,他沒有高唱甚麼「士為知己者死」,而是「世為唐臣,祿位俱唐有」,效忠的非是個人,而是國家。今日特區「公僕」之私相授受、官商勾結者,讀之能不愧煞乎?(柳岸《海隅雜記》,41-43,香港萬葉出版社)

大賤人

今聖嘆在《新文學家回想錄》中不止一次提到民國初年國運很有上升氣象,如果循序漸進走下去,不難完成一個現代、文明的社會、國家。看看今日的台灣,就證明國民黨是有可能打造出現代中國的。可惜日本仔打進來,將美好的局面打破了。那時候國民黨軍隊真是浴血抗戰,死傷無數,中共只坐山觀虎鬥,保存實力,才得以「彼消此長」,坐大起來。因此江山大定之後,毛澤東忍不住親自向到訪的日本官員道謝,多謝他們侵華,不然就沒有今日之共產黨云云。老毛確不愧為古今第一大賤人、大罪人,為了自身利益,不惜犧牲千千萬萬同胞的性命。而他這極度自私的心態,在他治國廿多年歷次的運動,尤其是文革中,愈發表露無為。嗚呼,中國出了個毛澤東,豈是大救星,簡直大災星,是中華民族之大不幸。(今聖嘆《新文學家回想錄》,香港文化‧生活出版社一九七七年)

書友回應

杜家祁:我倒是懷疑的。當時國民黨的貪污,民怨之重,也是國民黨失去江山的原因。當然,如果沒有日本,可能共產黨已被國民黨殲滅,日本侵華,當時蔣介石本來主張先消滅了再說,結果全國震怒,中國人不打日本人反而打中國人,張學良囚禁蔣介石,引發「西安事變」。國民黨開始和日本人打之後,共產黨方能喘氣,向西北逃竄(所謂二萬五千里長征),沿路赤化,壯大了勢力,所以共產黨的確要多謝日本。但不要忘記,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初,也是很有上升氣象的。也是因為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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