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速的《星星‧月亮‧太陽》




 《星星‧月亮‧太陽》是徐速的成名作,原刊一九五二年的《自由陣線》週刊,起初祗是一篇四千字的散文,豈料下筆不能自休,加上刊出後大獲好評,於是演變成一部長篇小說。小說初稿祗有十幾萬字,連載完之後徐速又增加了二十多萬字,由香港高原出版社分冊出版,上集出版於一九五三年、中下集一九五四年,後又推出合訂本,至一九六一年已出了十一版,連紙型也印壞了,於是大幅修訂重排,在一九六二年出了個「新一版」,仍長銷不衰,到一九八一年已總共賣了三十多萬冊。小說也曾多次改編成廣播劇、電影、話劇、電視劇等。最早的廣播劇一九五五年在香港電臺播出,電影由電懋影業公司攝製,一九六一年公映,製片人宋淇,導演易文,編劇秦亦孚。
  一九六九年十月,新加坡南洋大學辦了個「讀書習慣調查」,選出二十位「最喜歡的作家」,首位是魯迅,第二名巴金,第三名冰心,第四名老舍,第五名朱自清,第六名徐速,第七名金庸,第十二名瓊瑤,高爾基和曹雪芹分別是第十第十一,十二名以後是屠格涅夫、托爾斯泰、羅貫中等。此事傳到香港,十月二十日《新晚報》刊出深苔的〈啼笑皆非的「社會調查」〉,對徐速嘲諷一番,並指徐的《星星‧月亮‧太陽》是抄襲姚雪垠的《春暖花開的時候》,「但是抄得比原來的差多了」。徐速隨即寫了〈第六,愧不敢當〉申辯,否認抄襲,但未能平息各方疑惑。恰好《萬人雜誌》與《當代文藝》就密碼詩的爭論已開到荼靡(見前文〈徐速與密碼詩〉),《萬人雜誌》乘機借這個疑案再掀波瀾,於一九七零年一月廿九日出版的第一一八期刊出林真的〈「是」與「非」之間──評徐速的「第六,愧不敢當」〉,咬着抄襲問題不放。
  這時雙方都打算重印《春暖花開的時候》,徐速是希望藉此表示清白,另一邊廂則想證明是抄襲。高原出版社的率先於一九六九年十月推出,書前有兩頁徐速寫的〈出版小記〉。《萬人雜誌》的據說由俊人出版社在一九七零年一月出版,不過我未嘗得見,祗見過高峯出版社一九六九年十二月的版本,除了正文,還附有一百五十多頁的「《萬人雜誌》《當代文藝》筆戰實錄」。這高峯出版社除了《春》書,一九七零年七月還出過本《星星‧月亮‧太陽 是抄襲的嗎?》,立場都是反對徐速的,或跟《萬人雜誌》有關。
  其時《萬人雜誌》的老闆萬人傑在《星島晚報》任職,慕容羽軍憶述,徐速企圖「背後發功」,托《星島日報》的主筆徐東濱斡旋,最終讓徐速的〈《星星‧月亮‧太陽》寫作經過〉刊於《星島晚報》,大大落了萬人傑的面子。這刊登日期一般說是一九七零年三月,徐速將此文收進文集《啣杯集》(高原出版社一九七四年四月),篇末署的日期亦是七零年三月。我未有查到當時的《星島晚報》,但依照所見到的資料推斷,那刊登日期當在七零年一月而非三月,那「三月」懷疑是指徐速將文章修訂並重刊於《當代文藝》三月號的時間。
  此舉反激怒了萬人傑,在《萬人雜誌》加強攻擊。自二月五日出版的一一九期始,更連載齊又簡八萬字長文〈比較談〉,將《星》與《春》詳加比較。另外重炮手林真,也由第一二五至一三一期(三月至四月),接連聲討徐速。
  這回筆戰,《當代文藝》沒怎麼接招,有說徐速另有佈署,籌辦《太陽神》雜誌,專門應付《萬人雜誌》,還找了胡振海、余玉書主理。我一九七八年在高原出版社工作時,倒未見過,也未聽聞有這雜誌,不知到底出版了沒有?祗知道徐先生因與《萬人雜誌》交鋒,致令血壓上升,要搬到郊區大埔休養。
  一九六九年六月至一九七零年三、四月間,《當代文藝》與《萬人雜誌》連場筆戰,第一場主要對手是宋逸民,第二場是齊又簡和林真。據寒山碧說:「宋逸民絕非泛泛之輩,原來他是國民政府軍事情報局的少將站長,五十年代叛逃來港,本名叫孫家祺(我可能記錯)。他來港後出版過一本揭露小蔣惡行小冊子《我所認識的蔣經國》(書名我也可能記錯)。我因《萬人雜誌》的關係,得以與他交往,他的夫人是小說家王潔心,我編《耕耘文藝》時還約她寫過稿。」我查對了一下,得悉孫家祺該是孫家騏,香港自力出版社一九六一年替他出過兩本書,一是《我為甚麼脫離臺灣國民黨》,一是《蔣經國竊國內幕》。
  那篇〈寫作經過〉徐速一九七八年曾作修訂,有這樣的補充:「……而且有位齊又簡先生還寫了幾萬字的〈比較談〉。有人願意花工夫『比較』也就讓他們盡個興吧!我在旁祗是靜靜等着看。當然,我知道事情並不如是簡單,直到過了一年,我纔弄清楚這位齊又簡就是曾被『高原』解職的孫家騏先生,一些在工作中的小恩怨,不談也罷。」
  原來宋逸民也好,齊又簡也罷,都是孫家騏。至於林真,當初「揭發」抄襲的深苔其實是他,不知是否也跟徐速有甚麼恩怨。他原名李國柱,是六十年代的文藝青年,後來成為著名的玄學家。
  過了兩年徐速去世,他的「入室弟子」黃南翔說,那跟他筆戰之後影響了身體健康不無關係。而宋逸民的結局,寒山碧說:「我記得很清楚,其夫人說,他們一同看電影,不小心眼鏡掉落地,宋逸民低頭去拾眼鏡,不料頭一低就腦沖血昏倒,送院後救治不及逝世。」真可謂兩敗俱傷矣。
  究竟《星》有否抄襲《春》?姚雪垠一九八五年應邀到新加坡參加「金獅文學獎」頒獎會,有記者問他對徐速抄襲的看法。他明確回答:「我認為,很顯然,用太陽、月亮、星星比喻三種女性性格,這一『發明權』是屬於我的。但是從徐速作品的整個內容看,並非抄襲。因為徐速祗是借用我所創造的比喻,至少是受到我的啓發,換上了他自己的故事情節。倘若徐速先生地下有靈,應該承認我的評判公允吧。」
  慕容羽軍說,徐速因抄襲事件被質疑其創作能力,頗受困擾。慕容正替《中外畫報》編選短篇小說,特地向徐速約稿,徐傾力寫成萬餘字的《櫻子姑娘》,交《中外畫報》發表。這畫報有中英文、法文、拉丁文三種版本,徐拿不同的版本分寄給批評他的人,「創作能力」的話題纔慢慢平息下來。《櫻子姑娘》其後發展成長篇小說,慕容認為是徐最出色的作品。
  然而這在時序上有點問題。《櫻》書一九六零年三月已由高原出版社初版,那時《當代文藝》與《萬人雜誌》都未創刊。《中外畫報》一九五零年代末由臺灣名人蘇錫文來香港創辦,慕容大約在那時候向徐速約稿,但跟甚麼抄襲沾不上邊,恐怕是記混了。
  《星》和《櫻》寫的都是徐速擅長的抗戰題材,後者確比前者高明得多。我手頭有本一九七三年版的《櫻》,是個修正本,黃色封面色的。聽徐先生徐太太說,那封面本來想印粉紅色,可惜印刷廠搞錯了,好不容易等紙型壞了,纔換成粉紅色。那天是我在高原的最後一天也是我的生日,我壯着膽拿這本書請徐先生簽名送給我,他爽快答應了。這是我第一本獲作家簽贈的書,亦是我最佳的生日禮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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