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七警案

評香港警務處長對被定罪警察的言論
甄子明

七警罪名成立翌日,警務處處長盧偉聰發給同袍的信。網絡照片


2017年2月15日,香港法庭裁定七個警察在2014年非法毆打一名示威者罪名成立,馬上收監,等待判刑。這是很簡單的案件,七個警察在執行任務時犯法,被定罪,他們違反了香港法律,當然也是違反了做警察的紀律,典型的知法犯法。幾個小時以後,香港警務處長發表聲明,對七個警察被裁定犯罪表示難過,並暗示他們盡忠職守,應該上訴。這是很嚴重的錯誤。

法庭是司法最高機構,法庭裁定七個人有罪他們就是有罪,全世界七十億人都沒有權力說這七個人無罪。所以他們馬上收監。這就是司法獨立。這七個人可以上訴,但在有其他高級法庭宣布他們無罪之前,他們一直都是有罪。這是最基本的司法程序,警務處長完全了解,否則就是大笑話。警務處長怎麼可以暗示他們無罪,應該上訴?這種言論其實是藐視法庭。

警務處長的身份是執法機構最高負責人,是整個司法體制的一部分,極力維護、保護司法機關是他的責任,尊重法庭判決是最起碼的一步。他不單沒有說尊重法庭,反而說對法庭裁決表示難過,其實是以執法首長的身份藐視法庭,是憲制錯誤。

既然七個警察在執行任務時犯法,他們是執法人員,肯定犯了警察內部紀律,而且犯法警察不應該繼續當警察,這些都是基本常識。如果警察犯了香港法律但在警察內部是容許的,香港警察就可以造反了。警務處長是警察的頭頭,他的責任就是要處理犯紀律的警察。他不單止沒有表示會這樣做,還在暗示七個犯罪警察做得對,他怎麼樣維持紀律?這種人怎麼可以當警務處長?香港怎麼樣找了這種人?

與國際上其他司法獨立國家比較,香港警務處長的做法明顯地與其他地方不同。在美國很多警察打人、殺人的案件,如果警察被判罪,警務處長馬上向公眾道歉,然後停止警察職位、革職,甚至市長也會陪同道歉。這樣做第一尊重法庭,第二保護其他警察,就是說犯罪的只是少數人,大部分警察是尊重法律的。第三面向公眾。為什麼香港不是這樣做?

警務處長的信息是要對公眾負責的。他給公眾的信息是什麼?他的說話是否暗示犯罪警察做得對,可以作為榜樣,那麼其他三萬警察也應該隨意違法毆打示威者?

香港警務處長犯了一個極為嚴重的錯誤,應該馬上撤職。在今天的報紙上很少此類評論,很少人從這個角度看,看不出執法首長反對司法機關的嚴重性。這也說明了香港已經習慣了司法不獨立、執法可以隨意、沒有固定標準、按政治決定誰對誰錯,香港已經自己埋葬了一國兩制,一國一制早就在實施中。

《眾新聞》二O一七年二月十七日)

七警入罪判刑之後,接下來是什麼?
胡清心

七警判刑兩年,不得緩刑,法官杜大衛判詞讓人看得大呼過癮,幸而香港還有司法獨立法官公正彰顯公義云云。

但是,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按下警隊態度不表,警民矛盾并沒有因為宣判而緩解;之後還有上訴,還有朱經緯案……並沒有什麼值得狂喜,當然再接再厲之類也是毋庸置疑的廢話。

但另一個問題值得思考的是,七警案之後,對政府而言,接下來要做的是什麼?中央對此事是否完全漠視?

顯然七警案宣判的報導在國內社交媒體也引起一陣熱議,料想之中,必然是被污染成另一個版本,自然群情激奮。

然而,種種議論中,雖然無知而可笑,但一種觀點卻悄然形成影響力:即質疑杜大衛的外籍法官身份。甚至將此聯繫到港英餘孽,是港英殖民政府仍舊控制香港的證據,危害到港人治港,一國兩制…………再接下來聯想下去是什麼罪名,大家都應該想到了……

我們可以嘲笑這種邏輯和聯想的幼稚,只反映出沒有基本法治和司法獨立國家的草民的愚蠢。但是如果只是無知之言,笑笑倒也無妨。

但是,這種惡意的控訴,一方面是國內最擅長的出身論;一方面是把法律問題自然而然地拉高到了政治問題,更是中國政府最敏感的領土及海外勢力干涉的問題。

他們不需要了解香港委任法官的制度,也不需要理解外籍法官在香港司法制度中的意義。不。不。這些對他們來說根本不重要,也聽不懂,更是最好不要有人明白。

他們大肆做文章和炒作的時候,只要點出港英殖民政府餘孽,破壞香港一國兩制,這兩點,就足夠拉起政治大旗。

這種招數,根本不新鮮,我們也見過不少了。

所以,當對杜大衛的外籍身份大肆質疑和揣測動機,并作文章的時候,實在不能不警醒,因為背後陰謀的味道實在太重了。

下一步是什麼?或許就是再來唱一輪香港司法界不獨立,受到海外勢力影響,必須港人治港。然後自然而然修改法官委任制度,把外籍法官統統趕走,下一步就是,不舔共的法官也能找到理由是鼓吹港獨,用政治影響司法獨立,只好被辭職……

看看警監會、平機會、大學校委會直到廉政公署……不就是這樣一個一個赤化過來的嗎?

把技術性問題、程序性問題拉高到政治領域,故意掩蓋無視有根有據的理據和規條,只喊政治口號,把問題政治化之後,就可以隨意給人栽贓,「國家前面無XX」,到了這一步,就算你拿出足夠多的證據說明自己合理合法,但不好意思,現在是政治問題了,多說無益,一切由中央定奪。

這幾年來,我們看到香港社會個個方面的大倒退,大赤化,689怎樣染指一個個機構組織將其全面赤化為他的代言人。

唯一剩下并讓港人還能自傲的,就是岌岌可危的,司法獨立。

所以,這一場司法獨立的「勝仗」之後,這些論出身論政治的言論悄然興起而發酵,實在不得不警惕。
千萬不要讓香港的司法獨立被污染歪曲成海外滲透的「不獨立」,讓有中國特色的所謂「獨立司法」進入香港的法庭。

胡清心臉書二O一七年二月十七日)

罵警察最容易,因為警察是政權的打手,衝在壓迫人民的第一線。最惡形惡狀,但位處食物鏈底端,就算是七警入罪,也不會對政權有任何影響觸及。

萬七警察集會遊行,會中發言之出位惡劣,足以掀起群情激奮。但頭腦發熱罵一通,能有什麼意義呢?開口聲討之外,有沒有想過,這場集會遊行,難道真的是自發組織的嗎?如果背後有推手,搞事的動機,真的僅僅是為七警鳴不平?為警察的聲譽和工作狀況憂心如焚嗎?莫不是大家都天真地認為,政權是真的會在乎自己的工具——這七個警察及其家人的命運和生活嗎?

如此搞大龍鳳,繼續激化警民矛盾,純粹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前不久已經預言過,七警案入罪引起熱議,並不是真的在乎法治公正等問題,不過是借此挑機,製造質疑香港法官委任制和司法制度的輿論空間。民間討論把重點放在外籍法官身份上,中央喉舌環球時報開腔表達了中央立場,帶頭質疑香港司法制度和司法人員的政治傾向。然後官媒齊齊出動,又是捍衛中國領土,捍衛一國兩制,反對海外勢力滲透,直至改革香港司法制度,趕走所謂有海外背景,英殖民餘孽,實際上就是不聽中央話的法官,只有愛國愛港政治過硬的法官律師,才能夠獨立公正地斷案。

這一些,才更值得關注,比不論是萬七還是十七萬警察遊行集會,更讓人恐懼。

所以警察集會,也只是為達到修改司法制度的工具而已。製造一個對警察不公的社會輿論,使得聲討司法制度,具有撥亂反正伸張正義的合法性。當不義的政權想要向正義動手,肯定不會傻乎乎說自己要用不義來取代正義,而是把自己化妝成受到不義逼迫的正義,才能把真正的正義取而代之,讓自己的不義以所謂的正義的形象大行其道。

所以那些出位的發言,各位市民不要自作多情,覺得他們是說給市民聽的真心話。不過是為了向上頭表達自己的積極忠心,演戲演得投入逼真,越是黑白顛倒,把自己說成被迫害被歧視的對象,越是好。這樣才能越顯得法官和司法制度的不義,社會風氣的黑暗,這樣才能讓手裏真正有權力的人可以理直氣壯地以為受害者伸張正義的面貌出現,把蓄謀已久的不正義的制度扶上正位。

現在破壞香港最後堡壘:司法獨立戰役,對方已經鋪排縝密,為輿論鋪路,小事化大,上綱上線,磨刀霍霍就等着動手了。而我們還坐在這裏,千年不變地罵警察。

胡清心臉書二O一七年二月廿三日)

警粉
區家麟

多名建制議員出席22.2撐警集會


首先聲明,三萬警察有害群之馬,不足為怪,正如律師、傳媒,都有很多敗類;回歸以來,只有三個特首,都有一個要坐監 (還可能再多一個)。

要罵的,是一群警粉,身為律師而不知法律為何物,身為學者而不知證據為何物,身為退休警察而不知法紀為何物。此等警粉,有辱警譽,警察朋友要小心警惕。

首先要搞清楚,七警打人,不可能是「一時失常」,不可能是「一時衝動」。

非一時衝動,請讀判決書,案情寫得清楚,按程序,疑犯應押上旅遊巴或警車送警署,但七警卻把曾健超帶到變電站暗角拳打腳踢。

非一時衝動,因為一個大男人很重,抬起他要好用力;路程頗遠,需約一分鐘,夠疲累,也足夠時間讓七警反思自己在做甚麼。法庭信納,七警將曾健超抬到變電站,唯一可作出的推論是,就是要襲撃他。

所以,不是一時衝動,是刻意為之。

曾健超當時雙手被綁,無反擊之力,這叫警察行私刑,不叫「小懲大誡」。

七人圍毆一人,他們不是普通人,是理應維護法紀的警察,這叫知法犯法,

警察要槍有槍,要水炮有水炮,要法律有法律;催淚彈有發射的有投擲的,胡椒噴劑有近距離有遠距離的,還有警棍作手臂的延伸;給你高薪厚祿,精良裝備,警察宿舍,安穩生活,市民期望你們有強大的心靈,才能管好你手上槍炮,用好你的公權力。

最反感一句,叫「警察也是人」,誰人不是人,誰沒有情緒,誰打工不辛苦,誰沒有受過辱罵?佔領期間很多記者天天被人問候娘親,又可以打人報復?巴士司機都說常常要「帶埋阿爸阿媽返工」。當警察多年,紀錄良好無犯錯,不須稱頌,正如承建商起樓沒有偷工減料,記者寫稿沒有弄錯事實,那只是基本責任。大家都是人,大家都在貢獻社會,警察唔係免費服務社會,they are well paid for it

一哥還叫大家理解,佔領運動期間人手資源不足,長時間工作,壓力巨大……很大壓力?你有壓力我有壓力,很多醫護教師都壓力巨大,清潔阿嬸與超市收銀員也長時間站立工作。我體諒警察辛苦,示威者也辛苦,記者也辛苦,辛苦就可以打人?

讀七警案的法官判詞才知道,七警由拘捕曾健超,到暗角拳打腳踢,整個過程,或遠或近,或照片或錄像,不同的傳媒都一直拍攝;合起來就是一幅完整的圖像,足夠讓法官「排除合理懷疑」,把七警定罪。

接下來的問題:為何七警於空曠公園一角,明知記者就在不遠處,公然行私刑?

看看這幾天發生的事就大概明白。

近年香港出現一群「警粉」。除了愛字堆、退休警察,還有「逢警必好」的議員、寫手與傳媒,天天撐警大合唱。

七警判刑兩年,「警粉」隨即出動,質疑為何曾健超只判刑五星期。請搞清楚,一方是示威者挑釁潑液;一方,乃七警行私刑圍毆;雖然是事件的上下半場,但情節不同,傷人程度大異。較合理比較,你應想像,若然有七個示威者把一名警察綁住,抬到暗角圍毆;示威者若被判兩年監禁,是否合理?你話呢?

警察維護同袍,可以理解,但警務督察協會形容,警員「因公」而涉案,就是混淆視聽。「因公」?哪位阿公叫你行私刑?

又有尊貴議員與警察團體此時此刻竟然重提「辱警罪」,不承認錯誤,不反躬自問,反而處處呵護警察,怕他們心靈脆弱承受不了辱罵,滿身武器裝備還不夠,要索更多保障。小市民每天受到此等顛三倒四的言論欺凌,是否也要訂立「辱民罪」?

七警打人,暗角行私刑,刻意為之,知法犯法,更死不認錯。刑期略重,但重得有道理。

警粉一群,日夜歌頌警察的偉大,強調他們出生入死貢獻良多,維護法紀最高尚,把警察推上神枱。佔領運動前後,警司級警員也在內部通訊群組說想打人,官員盲撐警,難保警員真的以為自己地位超然,有上司睇住,有權貴撐腰,有恃無恐;結果,愛你變成害你。

警粉狂潮,借勢發難,擴警權,推倒司法,衝擊香港僅存的核心價值。到時警隊要人有人,要槍有槍,要法律有法律,要特赦有特赦,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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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於明報《2047夜》,此為合併加長版。)

區家麟

曾經夢想浪遊世界,竟然實現了一大半。行過萬里路,又發覺,不如讀萬卷書;很多話要說,請讓我慢慢說。

《立場新聞》二O一七年二月廿一日)

近在眼前的1974年(1)
庫斯克

近日多宗案件,令我想起1974這個香港的重要年份。這一年我父母還未結婚,所以我還未出世,我對70年代的記憶是來自80年代初還見到和聽到的東西。


附圖是1974年廉政公署成立初期的宣傳海報。海報的主角是一個帶着兩個小孩的小販,她是廉署電視廣告的主角。在宣傳片中,她因為被人收保護費,所以到廉署的地區辦事處舉報。(海報和廣告是1975年的產品)

這宣傳片和海報的重點,是「一切資料,嚴加保密」,升斗市民也可放心舉報。為什麼要強調保密?因為市民害怕被報復。

在1974年,誰會向海報中的主角收保護費?當時除了黑社會,收保護費的還有警察。在廉署成立之前,反貪部是警務處的一個部門,警察有組織地收保護費,市民敢怒不敢言,也無從舉報。你去警務處的反貪部舉報警察收保護費?輕則警警相衛,調查800日也沒有結果,嚴重的隨時被報復至連搵食也不能。在那個年代,市民心目中的警察是不可信任的「有牌爛仔」。

廉政公署成立之後,起初市民也擔心這只是門面功夫。政府花了很大的氣力打擊貪污和進行宣傳教育,才做到徙木立信的效果,令市民相信廉署是來真的,而且是不用害怕報復的。我還記得小時候,街上是有巨型的永久性路牌指示廉署地區辦事處位置,提醒公眾可以隨時前往舉報,那宣傳可說是舖天蓋地。

寫這個系列,不是要煽動大家針對警察。相反,我是要提醒所有人,警察最得市民支持和尊重的年代,就是他們最廉潔和最行得正企得正的年代,而不是警警相衛、橫行霸道、有錯不認的年代。

《獨立媒體》二O一七年二月廿二日)

近在眼前的1974年(2)──似曾相識的警察集會
庫斯克


寫上一篇《近在眼前的1974年(1)》的時候,我想到的就是圖中上面那張1977年的警察集會照片,下面那張照片是2017年四十年後的警察支持「七警」的集會。

1974年,廉政公署成立。在廉署成立之前,香港貪污成風,貪污的不只是警隊,還有不同部門的公務員。警隊貪污形象最深入民心,是因為警察權力大,所以他們貪污腐敗對社會治安的影響十分嚴重。當時貪污已經系統化的警隊,與黑道關係千絲萬縷,黃賭毒受到保護。這時候市民印象中的警察,就是包娼庇賭、橫行霸道。

廉署成立之後,雷厲風行地拘捕了不少貪污的警察,不少貪得最厲害的警察逃離香港,留下來的警察人心惶惶,因為貪污風氣深入警隊骨髓,沒幾多人敢說自己絕對身家清白。

警隊的不安累積,最後演變成1977年的「警廉衝突」。所謂的警廉衝突,其實是警察在當時廉署總部外示威,部份警察甚至上樓衝擊廉署辦公室,打傷廉署人員。

這場「曬馬」式衝擊之後,麥理浩頒佈特赦令,特赦77年1月1日前未被調查的警察。

特赦是否一個適當的做法,見仁見智,畢竟貪污問題盤根錯節,港英難以每一個警察也抓,再抓便可能影響管治,用現在的講法,這叫轉型正義問題。

77年的警察集會,姑且可以理解為要求重新開始的機會。最後,政府說服了社會接受警隊重新做人,往後的日子,政府大幅度改革警隊──提升待遇、改善管理及訓練、嚴厲打擊貪污,還有一系列形象工程。市民心目中的警隊不再是「有牌爛仔」,而是「獵鷹」、「新紮師兄」和「陀槍師姐」,由1977到1997,這場改革持續了二十年。

四十年過去,2017年2月22日,數千警察集會。這次他們要求什麼呢?

是支持「七警」。

「七警案」中的七個警察,2014年在金鐘清場時,對一個已經被綁起的被捕者不斷拳打腳踢,事發經過被電視新聞人員拍下並報導。最後七名警察「襲擊致造成身體受傷」罪名成立,其中一人「普通襲擊」罪名成立。

警察毆打被捕者,叫濫用私刑,從任何一條香港法律看也是違法的。警務人員知法犯法,被法庭判罪,為什麼會有數千個警察集會聲援?

電影《PTU》有句經典對白,是「着得呢件制服就係自己人」。警察支持同袍,看似十分正常,可是再想深一層,這場集會其實反映了一個很令人不安的想法──就是他們認為七警這樣濫用私刑是情有可原的。

除了情有可原,還有「為政府做嘢落得如此下場」的感覺。

佔領運動期間,警察施放催淚彈、縱容黑漢打示威者、把示威者打至頭破血流、在旺角街上亂打途人,輿論幾乎一致惡評。可是警隊管理層一直向警員灌輸示威者是搞事份子的想法,令警察對示威者仇恨不斷累積,那才令他們打示威者時毫不手軟,甚至濫用私刑。這種認為自己執行上級職務便可以濫用暴力的想法,近年被稱為「路西法效應」(註1)。

納粹德國投降之後,很多曾經參與集中營屠殺的黨衛隊在庭上作供時,對於自己的罪行沒有太大反省,他們只是覺得自己在執行命令,沒有什麼良心的譴責,也不覺得自己有錯。

2月22日晚,這數千名出來支持七警的警察,他們心裏在想什麼呢?是不是也覺得七警沒有錯?

他們覺得七警沒有錯也許不是最令人不安的地方。最令人不安的地方,是他們認為濫用私刑入罪這件事可以當着全香港人面前,自覺理直氣地集會聲援。本來法庭判濫用私刑的警察罪成,正常的警隊要得到市民尊重,最應該做的就是表現出承擔和反省,可是這晚我們見到的警隊所做的事正正相反,也許他們已經不覺得自己需要得到市民尊重了。

那些警察為什麼覺得自己這麼理直氣壯?從警隊管理層的言論到兩個警察工會的組織動員手法,不難感覺到這是一場政權把警隊改造成鎮壓機器的大龍鳳。

和應這場大龍鳳的,還有一堆面目猙獰的愛港力中老年藍絲,以及全港也認識的向氏家族,這可謂對於警隊的最大諷刺。

由1977年到1997年,「有牌爛仔」變成了得到市民尊重的警隊。2017年,警察竟可自覺理直壯地集會支持濫用私刑的同袍。一切彷彿回到四十年前。

(順便問一句,朱經緯當街棒打途人至今八百多日,他近況如何?)

《獨立媒體》二O一七年二月廿三日)

平庸的邪惡──從警察自比二戰猶太人說起
庫斯克

警察我認識不少,他們平日大多數是正常的好人。不過他們通常有個共通點,就是自信爆棚(至少是表現出來),對自己認定的東西深信不移。

2月22日晚的警察集會,有警察上台發言指香港警察上班像二次大戰的猶太人般被迫害。最初我以為是記者聽錯……

這幾年我們每當討論警察心理,多會引用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的「路西法效應」(註1)和思想家漢娜.鄂蘭的「平庸的邪惡」(註2)。

無獨有偶,「路西法效應」和「平庸的邪惡」兩個概念都和納粹屠殺猶太人有關。

一些本來不是大奸大惡的人,因為制度和環境而變得對邪惡的命令麻木,甚至心理上完全投入了那個角色,幹出邪惡的事,他們可能真的只是打份工,或者是覺得自己服從命令是「你地冇做錯到」。

漢娜.鄂蘭引用的例子是納粹黨衛隊軍官艾希曼的審判。

艾希曼執行希特拉屠殺猶太人的命令,無數猶太人死於他管理的集中營。

艾希曼被俘後逃脫,潛逃到阿根庭後被以色列特工拘捕受審。漢娜.鄂蘭在《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平庸的邪惡》一書紀錄了審訊的過程。

在庭上艾希曼說自己無罪。艾希曼認為因謀殺罪起訴他是錯的:「我從來沒殺過猶太人,也沒殺過非猶太人,就這個問題來說──我從來沒有殺死過任何人,我從來沒有下令殺人。」(註3)

艾希曼本身不是狂熱反猶主義者,他只是執行命令。

《路西法效應》提到,很多蓋世太保、納粹黨衛軍、醫生、建築師等等,他們各司其職去進行屠殺猶太人的計劃,這些人也不覺得自己在做很邪惡的事。他們已經被洗腦(或自我催眠)得覺得猶太人並不是人。

這些參與屠殺的人,下班後大都是平常人。他們只是執行命令而已。

納粹屠殺猶太人的事不能開玩笑,那位在台上的警察似乎是真心的,他真的想像自己是被黨衛隊送入毒氣室的猶太人。他這種乖張言論一出,立即變成國際笑話,也提醒了人們,其實納粹黨衛軍下班後也可以是好人,他們只是執行命令而已。

任何國家的警察,都有潛在的路西法效應誘因,不管他們平日是否好爸爸、好兒子。這正是所有國家都需要法律和制度去制衡警權的原因。

現在是廿一世紀,層殺似乎離我們很遠,但是2014年9月28日晚,醫院醫護人員接報可能要接收大量傷者。那一晚是不是有人打算下命令開槍鎮壓佔領運動?如果真是那樣的話,恐怕執行命令的警察將會背上千古罵名,那不是「執行命令而已」。

註1:《路西法效應:在善惡的邊緣了解人性》(作者菲利普.津巴多最有名的是他主持的史丹福監獄實驗。這書是他基於這實驗的經驗寫成。不過史丹福監獄實驗的結論有效性有不少爭議,有興趣的朋友可上網找資料看看)
註2:《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平庸的邪惡》
註3:〈漢娜·鄂蘭與「平庸的邪惡」〉張鐵志

庫斯克

教育工作者、博客、專欄作者。信奉自由主義。現正為《星島日報》及《E-zone》撰寫專欄,文章亦見於《明報》及《蘋果日報》。着有《通識我主場》一書。

《立場新聞》二O一七年二月廿三日)

請別用「二戰的猶太人」形容自己
卓韻芝

以下文字或引致不安,敬請留意。圖片及文章節錄:《旅行之必要》(三聯出版)。

波蘭滅絕營

到訪波蘭集中營和滅絕營Auschwitz-Birkenau。二戰期間,納粹黨單單在此營殘殺至少110萬人。

開始的時候,用子彈。漸漸,要殺的人越來越多,怕浪費彈藥,命五名囚犯排成一直線站好,一顆子彈穿透五個人的腦袋,但納粹還想要更有效率的方法:滅絕營誕生了。

告訴囚犯他們要洗澡,讓囚犯脫衣服,放低拐杖,義肢全脫下。光着身子的人們,步進一個活像大浴堂的房間——那是毒氣房。男的、女的、老人、小孩,他們將在毒氣房內尖叫、發瘋、祈禱、互相踐踏,直至光着身子死去。為什麼要哄騙他們去洗澡?何不直接踢他們進去?這樣不好,惹來騷亂,浪費人力,欠缺效率。屍體太多,索性興建燒屍爐建築群;通往燒屍爐的地面,築路軌,屍體可以運送得很快,一條條屍體運進去,一推,關門,便開始燒。負責燒屍的也是被俘虜的平民,有時他們會遇見自己的媽媽或兒子的屍體。也試過遇上運來的還未徹底死去,還有呼吸。為何勞師動眾興建火爐?都到達土地任搶的地步了,何不將屍體埋到地下?亂葬崗。試過了,惹來太多老鼠,而且挖洞很費力,欠缺效率。還有,屍油有用處。

監獄;另一個地獄。他們發明了一種高度囚罰,名為站立囚室。三個人被囚於一個僅足夠三人緊貼佇立的空間,要進入這空間,必須蹲着爬進去,在這高度幽閉式空間內,三人一直站着,永無止境地站着;站立囚禁。

集中營;另一個人間地獄。人們餓死、病死、冷死、發瘋。鼠疫。蚊患。肺癆。腹瀉。明天還有更多的人要送進來呢。 如廁時間有規定,所謂的廁所是一個長形的石英泥空心裝置,約矮凳一般高度,上面有多個圓洞,人們分批步進,坐在洞口上,撒屎撒尿。如廁時間以秒數計算,時間完結,必須立即站起來。其實洞口不能坐,裏頭的垢物早已滿瀉。當然,負責清潔的,也是被囚禁的平民。沒有吸垢裝置,請用手挖乾淨。

兩個集中營之間的其中一個露天空間,是靶場。誰反抗,就被押帶到那裏。囚禁的人們漸漸認得那條路線,見有人被帶往那處,便知道他們命不久矣。有時他們會從窗內看見走在那些路上的,是自己的家人。

請別以二戰的猶太人來形容自己。在任何情況下也不要。此言論是多麼愚昧殘酷。說這種話的人、在場喝采的人,請將以上文字大大聲聲讀一次,想想自己有多過分,也想想自己近來是否已經失去理智。人家以色列駐港領事館只批評此言論為「不恰當」,是多麼的寬宏大量。

《立場新聞》二O一七年二月廿三日)

七警案的疑點何在?
李察

本來,任何集體罪案,都可能是有主謀人的。但這一件案件,卻沒有就這個方向展開調查。

到底是誰人的主張,要把一個已經被縛牢了的人,抬到一處在攝影範圍裏的地方毆打?看來,傷害都是皮外傷。如果是真的毆打,內臟和骨骼受的傷害,必定能夠照出來。今天我們看到的,只是皮外損傷。而被打者對着攝影機用手指着自己面部的所謂「傷痕」, 根本看不到嚴重的傷害。

問題是,是誰人的主意,要抬一個人出去,在攝影機密佈的地方,做這一件「事」? 還是做這一場「戲」?

如果有警員真的想打人,為甚麼不在攝影範圍之外進行? 例如在警署之內?

如果按法官的判詞看,是沒有主謀人的。七個人裏面,分不出誰是主謀,誰是受令的人。所以平均分配,都判兩年。

或者在七個人之外,尚有其他主謀的人? 但卻沒有調查。

到底這種調查,是誰的責任?

七警案的疑點是:到底這是一件事,還是一場戲? 誰是發起人?

問題是不會停止的。如果你懷疑這是一場戲,你就會想到,為甚麼要做這一場戲? 是不是要挑起佔中者的情緒?

去年春節的暴動事件中,少數警察被暴徒包圍打壓。但警方按兵不動,並未增援。所以,佔中事件中,受傷的警察這樣多。甚至有警察已經成為植物人。

一連串的情況出現,使人懷疑梁振英政府,是不是真心要為香港好。

《李察 問到底 ★ Zhuangian Leechard》二O一七年一月十八日)

應如何看七警案
何濼生

七警案審結,全部7人被判兩年監禁,社會迴響出現兩極化:反對佔中一方多認為兩年刑期過重,非常不公平;支持佔中一方則多認為兩年刑期合適、七警罪有應得。

假設七警確實有襲擊曾健超,罪成應屬無可避免,但量刑應基於什麼考慮呢?

一般而言,量刑通常有下列幾個考慮。

一是判刑與所犯的罪應匹配,襲擊的暴力程度愈高,刑期就應愈重;所犯的罪對社會傷害愈大,刑期亦應愈重。

法官杜大衛判刑時指,雖然曾健超當晚犯法,而眾被告在執勤時亦承受巨大壓力,但這不能成為曾健超被帶到變電站毆打的理由。這說法當然沒有錯。眾被告若確有襲擊曾健超,受罰也很合理。

法官又進一步稱事件令香港蒙羞,坐監是無可避免。這說法卻有點奇怪。任何有常識的人都會認同這是在非常特殊情况下的個別事件。警隊人數近3萬,不可能沒有人犯錯,這樣的個別事件怎可能令香港蒙羞?世上有很多人看過片段,這只是資訊科技的結果,不能因此便對7人重罰。

杜官又指眾被告惡意襲擊曾健超,「萬幸是曾健超沒有受更大傷害」。這說法非常有問題。我看過片段多次,結論是7名警察根本不像有意圖嚴重傷害曾氏,反而有顯出克制。以他們襲擊曾氏的方式,很難會造成嚴重傷害。

曾健超判5周七警判刑明顯過重判刑的公平在於:一、與干犯同等罪的其他人物的判刑接近;二、應合乎輕重適度的原則(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三、應考慮當時具體情况有沒有減刑理據。相對同涉襲擊罪的曾健超5個星期的刑期,七警判刑明顯過重。審理曾氏襲警的法官說5個星期的判處是考慮曾並非想傷害警員。「並非想傷害警員」的說法值得商榷。曾氏向警員潑不明液體是極大的侮辱及挑釁,所造成的心理上的傷害,不一定比曾氏所受的肉體上的傷害為輕。此外,曾氏出手是主動出擊;七警出手只是「還以顏色」。筆者認為主動出擊較在挑釁下出擊罪責理應更大。

身為警員,知法犯法當然罪加一等;但案發時相關警員已長時間當值,為維持秩序、維持治安付出很大,心力皆極度疲憊的時候,竟遭曾氏潑灑不明液體作出極大的侮辱及挑釁。濫用私刑小懲大戒雖然不當,卻只屬一時失常的行為。對於這類一時失常的行為,以提高量刑來增加阻嚇力並不適合。事實是這樣多人長期霸佔通衢大道並出現衝擊警方的情形百年不遇。

有人會問:何以見得七警襲曾是一時失常的行為?據報道,七警中不少已服務多年,長期表現卓越,今次是非常獨特情况下的初犯,應視為一時失常的行為。

有人又會說:曾氏向警淋灑不明液體,不見得就是淋向七警。但是見到同甘共苦的同袍受辱,所受傷害感同身受,反應較大、一時失常並非不可理喻。

我們很清楚知道的是:七警並非處心積慮去犯,亦非存心使曾氏受到嚴重傷害,而是在長時間工作極度疲憊下被挑釁時一時失常的行為。嚴懲7人,不但不公,還會傷害整個警隊的士氣,且對香港撕裂的癒合沒有幫助。

作者是珠海學院商學院院長

《明報》二O一七年二月二十日)

有關近期區域法院判決所引起的公眾反應的聲明

香港律師會注意到近日傳媒及公眾對某項區域法院判決的關注,以及對主審法官作出的一些猛烈抨擊。香港律師會不擬就該判決作評論。

香港律師會確認言論自由的權利,並鼓勵公眾就司法事宜作出公平、有根據及理性的討論。不過,法治及司法獨立是社會同樣重要的基石。於行使言論自由的權利時,我們亦應保持對司法系統的尊重,及確保其誠信不致受到損害。

法庭執行公義的權力,是法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法庭於量刑時必會恰當地考慮所有判刑的選擇,並根據法律考慮所有相關情況,作出最適當的裁決。載有詳盡論述的判決書,已列出法庭在判案時作出之詳細分析及審閱的內容。挑戰法院判決的正確方法,是透過上訴。任何向法官施加公眾壓力,以圖改變其判決的行為,是公然侮辱法治,而該等行為或構成藐視罪。

香港律師會致力維護言論自由,並對法治在香港的穩固地位,及由健全和獨立的司法機構執行法治,充滿信心。

傳媒查詢請致電2846 0520與對外事務部總監蘇煥娟女士聯絡,或電郵至adceag@hklawsoc.org.hk

關於香港律師會

香港律師會於1907年註冊成立,是香港律師的專業團體。通過履行其法定職責 和行使其監管權,香港律師會致力不斷地提高律師的專業水準和操守,執行律師紀律守則的規定。香港律師會協助其會員推廣香港法律服務,以及不時就不同的法律建議發表其意見。如欲索取更多相關資料,請瀏覽香港律師會網址:www.hklawsoc.org.hk

《香港律師公會》二O一七年二月廿一日)

警察員佐級協會等昨日舉行會員大會,對七警案判決表達不滿。立法會議員何君堯、經民聯梁美芬、新民黨容海恩高調現身撐警。有網民發起網上聯署,質疑三人舉動,對法官造成不必要壓力,或妨礙司法公正,要求大律師公會及香港律師會作紀律處分。

網上流傳兩封聯署信,第一封是致函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林定國,要求他紀律處分梁美芬及容海恩;第二封是致函香港律師會主席蘇紹聰,要求他紀律處分何君堯。

兩信內容大致相同,認為三人作為律師或大律師,理應明白是次集會可能對負責七警案的法官構成不必要壓力。信件又質疑警員昨日在大會高呼粗口,三人在現場卻沒有阻止,「也是對侮辱法治,對法官施壓的一種默許」。

聯署信下款未有寫明發起人的名字,僅寫上「一群不滿梁美芬及容海恩明知故犯的人士」及「一群不滿何君堯明知故犯的人士」。

《立場新聞》二O一七年二月廿三日)

致香港大律師公會林定國主席──要求紀律處分梁美芬大律師及容海恩大律師

林定國主席,來信目的,是就梁美芬大律師及容海恩大律師在2017年2月22日晚上,於太子警察遊樂會出席警察員佐級協會特別會員大會,對近日負責判決一宗涉及七名警員刑事案件(七警案)的法官造成不必要壓力,或妨礙司法公正,要求香港大律師公會介入及作出紀律處分。

貴會於2017年2月20日的聲明,『任何以辱罵及威嚇的言行對法官作出的人身攻擊不單無助理性討論,反而損害了在一個法治社會中大衆對法庭應有的尊重,這些言行更有可能構成藐視法庭。』以及『呼籲各方持不同意見者以有助理性討論的方式表達意見』,我們十分認同。一個理性自然人應該從不同渠道接收消息,預計得到2月22日晚上的相關集會會有一定人數參加並引起公眾熱烈討論。

一個大律師的法律知識,理應明白,是次集會,可能對負責七警案的法官,構成不必要壓力。當晚大會高叫『X你老母』,是否對法官講?逾萬受過武裝訓練的人如此公開『X你老母』,是否構成刑事恐嚇?梁美芬及容海恩即使沒有跟從,但沒有阻止的話,也是對侮辱法治,對法官施壓的一種默許。

即使梁美芬及容海恩是以其立法會議員身份而非大律師身份出席,但她並不可能於當晚戴上了立法會議員的帽子,便完全忘記自己接受法律訓練,甚或梁美芬作為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的知識。

馬恩國大律師於立法會發言被投訴,貴會對他進行紀律研訊後,判罰停牌一個月,但當時馬並非以大律師身分,而是以香港專業人士協會副主席身份出席有關立法會會議,其發表的爭議性言論,亦和法治問題無直接關係。所以,大律師公會對梁美芬及容海恩作出紀律研訊,是合情合理。

我們認為,梁美芬及容海恩所犯的的錯,是明知故犯,比起馬恩國當時因政見問題針鋒相對以衝口而出嚴重的多,對法治傷害也較深。為對香港法治作出補救,我們要求貴會對梁美芬及容海恩盡快進行紀律研訊,並建議永久吊銷梁容的大律師資格。同時,我們也要求貴會譴責所有出席該集會的人士,損害法治及對法庭的不尊重。

一群不滿梁美芬及容海恩明知故犯的人士

(來源: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q2hS-nP_pzIxPPq6rru7dNanyqKkGY3hLdTV9nZv7frU-UQ/viewform

致香港律師會蘇紹聰主席──要求紀律處分理事何君堯律師

蘇紹聰主席,來信目的,是就貴會理事何君堯律師在2017年2月22日晚上,於太子警察遊樂會出席警察員佐級協會特別會員大會,對近日負責判決一宗涉及七名警員刑事案件(七警案)的法官造成不必要壓力,或妨礙司法公正,要求香港律師會介入及作出紀律處分。

貴會於2017年2月21日的聲明,『任何向法官施加公眾壓力,以圖改變其判決的行為,是公然侮辱法治,而該等行為或構成藐視罪。』以及『於使言論自由的權利時,我們亦應保持對司法系統的尊重,及確保其誠信不致受到損害。』,我們十分認同。一個理性自然人應該從不同渠道接收消息,預計得到2月22日晚上的相關集會會有一定人數參加並引起公眾熱烈討論。

一個律師的法律知識,理應明白,是次集會,可能對負責七警案的法官,構成不必要壓力。當晚大會高叫『X你老母』,是否對法官講?逾萬受過武裝訓練的人如此公開『X你老母』,是否構成刑事恐嚇?何即使沒有跟從,但沒有阻止的話,也是對侮辱法治,對法官施壓的一種默許。

即使何君堯是以其立法會議員身份而非大律師身份出席,但他並不可能於當晚戴上了立法會議員的帽子,便完全忘記自己接受法律訓練的知識。

馬恩國大律師於立法會發言被投訴,大律師公會對他進行紀律研訊後,判罰停牌一個月,但當時馬並非以大律師身分,而是以香港專業人士協會副主席身份出席有關立法會會議,其發表的爭議性言論,亦和法治問題無直接關係。所以,貴會對他們作出紀律研訊,是合情合理。

我們認為,他所犯的的錯是明知故犯,比起馬恩國當時因政見問題針鋒相對以衝口而出嚴重的多,對法治傷害也較深。為對香港法治作出補救,我們要求貴會對他盡快進行紀律研訊,罷免何君堯於貴會的理事資格,及永久吊銷他的律師資格。同時,我們也要求貴會譴責所有出席該集會的人士,損害法治及對法庭的不尊重。

一群不滿何君堯明知故犯的人士

(來源: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hZHphSwWQNicHBz6vIALj-2-RpS-21p-dvs0eotOxFjNOTA/view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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