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膜──讀周立民有感


1978年12月中,巴金開始斷斷續續在香港《大公報》發表《隨想錄》,一時國內外迴響頗大,多是讚他敢講真話,巴金亦以此自詡。

《隨想錄》第一集1979年12月由三聯書店香港分店出版。書出版後,香港七位大學生在杜漸主編的《開卷》雜誌上,發表總題為〈我們對巴金《隨想錄》的意見〉一文,對巴金的文章多所批評。例如說「全書內容結構鬆散,缺乏張力,文句累贅,令人看得懨懨欲睡」。又如指短短一篇三千字的文章,「我」出現了67次;而全書三十篇短文,「四人幫」就出現了47次⋯⋯等等。這也是當年我看《隨想錄》的感覺,起初滿有興頭的追讀,漸漸就索然無味。

當然,大陸作家對此不以為然,認為我們讀不懂巴金。像黃裳就說:「《隨想錄》在香港《大公報》連載時,受到過香港一羣大學生的攻擊。所持的理由也差不多,讀不下去,篇篇都抓住『四人幫』不放⋯⋯當時香港尚未回歸,在大英帝國殖民地上長成的年輕人,長時期受着異樣的文化薰染,對祖國大陸的認識是隔膜的、疏離的。」

巴金也憤憤不平:「中國大陸給『四人幫』蹂躪了十年,千千萬萬的人遭受迫害,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三代人的身上都留着『四人幫』暴行的烙印⋯⋯難道住在香港和祖國人民沒有血肉相連的關係?試問多談『四人幫』觸犯了甚麼『技巧』?」

嗯,彼此分隔多年,政治、文化不同,隔膜總是有的,但未必沒有那血肉相連的感情,不然在那「困難時期」,香港人便不會千辛萬苦萬水千山帶糧帶衣服回去,好救濟同胞。而那所謂隔膜,因為資訊開放的程度不同,國內對於香港,恐怕尤甚於香港對國內。

香港讀者為甚麼對巴金的文章生厭,文采其次,主要是覺得他着力不夠,雖則他已是咬牙切齒、力竭聲嘶。然而巴金和所有大陸有識之士不會不知,甚麼「萬惡的四人幫」,說到底只是執行者,他們的所作所為都是遵從「最高指示」。「最高指示」才是問題的核心,才是始作俑者,才是幕後黑手。如果對幕前的恨之入骨,對幕後的卻輕輕放過,甚至心存敬畏,不是太邏輯混亂、人格分裂嗎?既然如此,還花那麼大的氣力去批判作甚,真係慳番啖氣好過,根本唔到肉嘛。

另有大學生評論說:「如果想在《隨想錄》中看到激烈的批判或揭露文字的讀者,一定感到失望。……這本書是在香港出版的,書中文字的激烈程度,很可能已超越國內所能容忍的範圍,所以很難說巴金是大膽還是過分含蓄。」正是這樣。香港讀者不是不知道巴金欲語還休的苦衷,只是認為他「過分含蓄」,批判不夠激烈,輕輕放過「五人幫」也。

周立民卻對此言論大為不滿,揶揄說:「他大概希望這是個爆料或揭示出甚麼內幕的作品,政治故事或娛樂新聞大概讀多了,會有這樣的反應。」

周立民是誤讀了,大學生說的是「激烈的批判」,跟娛樂新聞何干?至於「揭露」,當指揭露自己內心的陰暗面,所幹過的諸般惡行,也跟娛樂新聞無關。

其實,香港人也不是盡愛看娛樂新聞的,我就不愛看,大學生中不愛看的,當也為數不少。除此之外,香港的許多年輕人、大學生還有崇高的理想,對自由、民主有熱烈的追求,還敢向暴政擲磚頭,不惜身陷囹圄──這些,這些,巴金黃裳周立民們想來更難理解,更有隔膜了。

臉書回應

Bun Lam:巴金的真話,可說的才說,不可說的還是不敢說。沒有勇氣是說不出真話的。

蘇賡哲:馬兄説得好。六四後李子誦請我為「當代」寫「假如我是」專欄,也是交代什麼人都可以諷刺,就是別假如我是鄧小平。

曉莊:文字確實也太差,這個可以直說吧。

馬吉:周立民也不同意。

Ping Hing Kam:劉嘵波説:「巴金的最大缺陷是文學語言没有什麼獨創性,甚至寫過一些很爛的作品……巴金是一面下垂的白旗。」

Ping Hing Kam:也只有舒乙説:「《随想録》是個紀念碑。」

馬吉:但巴金的《寒夜》寫得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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